• 在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到纽约时，其他国家都抱着好奇的心情来看待中国代表团
• “在国际会议上,有时会遇到想不到的事情，来不及请示，那么你当场就得有所表示。所以对外交官要求很高.”
• 总体来说，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最根本原因是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

活动标题

• 金永健讲述任职于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

活动描述

• 嘉宾：前联合国副秘书长 金永健
          时间：1日14：00
          简介：回首中国外交的30年，有一群外交官的身影时不容忽视的，他们就是任职于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从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他们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在联合国的舞台上斗智斗勇，据理力争。今天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金永健先生在中国访谈讲述任职于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们。

文字内容：

• 中国网: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各位的收看。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当我们回首三十年中国外交时有一群大使的身影是不容忽视的，他们活跃在联合国的舞台上。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外交官们在国际舞台上，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斗智斗勇、据理力争。今天我们来到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金永健大使的家中，在节目当中他将跟我们聊一聊，活跃在联合国外交舞台上的中国外交官们。

  金大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在70年代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其实国内对联合国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客观，是这样的吗？

  2008-12-01 14:21:13

• 金永健:

  应该说那个时候中国对于联合国还是很重视的。因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中国外交是一件大事，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大事，所以国内很重视。当时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马上就决定派代表团去，这是我们开展多边外交一个很重要的大事，不能说是开端，是很重要一个行动。

  同时就像你说的，我们对联合国的认识也还不够，在国内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联合国是一个论坛，各国可以去发表讲话、宣传自己的观点、宣传自己的政策。

  2008-12-01 14:22:26

• 中国网:

  不太有实际的作用。

  2008-12-01 14:23:20

• 金永健:

  对，甚至于还有一种观点更消极一点，认为联合国是一个清谈的场所。到那里大家讲一段话就完了，最初有这么一些看法，但是整个来说还是比较重视的

  2008-12-01 14:23:38

• 中国网:

  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联合国。另一方面联合国其他国家的官员他们看中国代表团时可能也会这样，是看热闹的心情吗？

  2008-12-01 14:24:36

• 金永健:

  在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到纽约时，据我知道各国，不仅美国，其他国家都抱着好奇的心情来看待中国代表团。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代表团会对各种问题会采取什么立场、什么观点。因为隔了那么多年，跟外界，尤其是西方媒体、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对中国什么都不了解，不知道中国外交官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见到中国外交官就很好奇。他们更不知道中国的观点，不知道中国外交官的立场，不知道他们会是怎么样去发言。当时流行的一张照片，在美国的杂志上刊登过，我记得新闻时代周刊还有美国报纸，西方报纸，当时流行一张照片，是中国代表团成员早晨晨炼，在代表团住宿的平台上打太极拳。这么一张照片，他们都好奇。

  2008-12-01 14:24:57

• 中国网:

  对咱们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晨炼，但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新闻。

  2008-12-01 14:40:34

• 金永健:

  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新闻，甚至作为一张照片广泛传播。当时对中国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除了会议上的表现之外，会议上的发言、讲话，当时代表团团长是乔冠华副外长，他讲话都做了很详细的报道。另外就是代表团其他的活动，其他成员活动都有各种各样的报道。

  2008-12-01 14:40:54

• 中国网:

  我看过一个报道描述是那个时候的，说中国代表团要开会的，好多其他的官员就把自己的活儿放下来，来看中国代表团开会是个什么样子。

  2008-12-01 14:41:26

• 金永健:

  对。刚才我说了，中国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都吸引了很多注意力，就像出现你说的这种行动，就是说联合国开会，有的会是人员到的很齐的，但是它是松散的，有时开会的时候会场上没有多少人，但是那个时候中国代表团到的地方，有中国代表团出席，中国代表讲话、发言的时候，就吸引了好多人来听、来看。当时是有一阵子是这个状况。

  2008-12-01 14:42:01

• 中国网:

  您最早跟联合国结缘也是在7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的代表团都是些什么样的级别、在那里任一些什么样的职务呢？

  2008-12-01 14:42:46

• 金永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是1971年恢复席位之后就建了，第一任常驻代表是黄华同志。黄华同志一直任职到1976年底，“四人帮”打倒之后回来当外长。接替他的是陈楚大使，陈楚大使原来当过驻联合国代表的副代表。我是1977年结束尼日利亚任期后到代表团，当时我是代表团的二等秘书。

  代表团等于是中国驻其他国家大使馆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代表团大使不只一个，正代表是大使，我去的时候有两位副代表也是大使级的副代表，这是我们驻其他使馆没有的。我们所有其他使馆都是一位大使，大的使馆有公使，或者是公使参赞。唯一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时我去的时候一共三位大使，后来到90年代之后就改成两位大使，就是一位正代表，一位副代表。我曾经担任过副代表，在90年到92年。到现在为止也是一直延续下来是两位大使。然后代表团有国际外交官，有各个级别的外交官，有参赞、有一等秘书、二等秘书、三等秘书，这些都有。当时代表团好象最多的时候有一百来人，后来好像是八九十人了，一直保持这个规模，比较大。

  2008-12-01 14:43:10

• 中国网:

  您刚才给我们提到在70年代，我们对联合国缺乏了解，联合国对我们也是缺乏了解的。作为外交官在联合国工作，我们的文化和联合国的文化可能有不同的地方，当遇到一些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互相融合、怎么样去解决？

  2008-12-01 14:46:15

• 金永健:

  因为我们国内有文化大革命，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确实是在不少问题上，当时中国政府的立场、观点，在一些问题上跟联合国处理的是有些差距、有些不同。因为我们对联合国也不是太了解，对不少问题没有参与很多，而是采取比较超脱的态度。包括对不少问题上我们采取不参加投票，不参加投票相当于弃权嘛，当也不完全相当于弃权，更加超脱一点。弃权就是我对两者之间都不赞成、也不反对，我弃权，而不参加投票是说这件事情我根本不参与，不少问题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应当从1978、1979年之后逐步随着整个对外开放，我们的外交政策也在不断地做调整，所以越来越多地参与联合国的事务，而且确实联合国的不少事越来越跟中国有关系。假如说，我们70年代有点儿超脱甚至有点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话，后来许多事情越来越跟中国都有关系，我们越来越加入。举例子来说，比如说联合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维和行动，维持国际和平安全，能够采取的经过安理会授权采取维和行动，在有一些争端的地区和热点地区采取派维和人员或者是军事观察员，或者是维和部队等等。而我们7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是采取不参加投票，基本上是这个状况。

  1979年之后我们就采取个案处理，根据是非曲折来确定我们投赞成票还是继续不参加投票，也就是说逐步地有些就投了赞成票。而到了1989年之后我们开始参与了维和部队。从1989年到现在我们一共参加了22项维和行动，一共派出了一万多人员。现在，目前我们在国外的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有11项，在11项任务区，另外人员有两千多人，这其中有工兵、有民事警察、有军事观察员等等。这就是你说的融合，我们积极参与也好，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接受联合国的多边援助。联合国机构70年代我们恢复席位之后，联合国本身还有很多它的专门机构都还是很愿意和中国发展关系，而且愿意向中国提供一些多边援助，但是我们当时不接受，强调自力更生不接受。

  2008-12-01 14:49:40

• 中国网:

  包括唐山大地震之后我们都不接受。

  2008-12-01 14:53:07

• 金永健:

  当时都不接受，一概强调自力更生。实际上假如说别的国家商品援助带有条件的话，多边援助确实是基本上是没有条件的，是无条件的，因为它作为一项任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但我们是不接受的。在1979年之后我们开始接受联合国方面的，首先是联合国开发署的援助，然后采取我们也捐一点钱。那个时候虽然数字不大，今天看来数字不大，比如一年五千万美元，今但是当时来说，在中国刚起步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时候，应该说一个不小的帮助。而这个援助主要不是资金本身，而是提出一些项目、技术各种方面，也有不少对我们中国的援助。

  当然随着我们经济发展之后，到90年代就开始下降了，减少了援助。现在还有，但是数额很少了，而且中国更多的是对这些多边机构的捐助。

  2008-12-01 14:53:32

• 中国网:

  我们更多地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

  2008-12-01 14:55:14

• 金永健:

  我们更多地捐助。但是由于联合国这些机构，包括计划开发署还有其他一些机构，在中国援助效果很好，他们这些机构都把在中国的项目作为他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项目的榜样，所以都很积极。虽然说是在减少，但是他们还是在想办法，包括开发组织在募集资金在搞一些项目，主要是跟中方合作，而且中方确实很认真，把这些项目都搞的很好，起了作用、起了效果。这也是刚才你说的中国跟联合国方面沟通、和谐、参与，最主要是中国的参与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

  2008-12-01 14:55:54

• 中国网:

  我看过一个外交官的一个故事，好像汤铭新大使，那个时候他担任翻译，跟联合国的官员表示说我们接受联合国的援助，那个官员就说你能再重复一次吗？我没有听明白你的话。他们对中国的转变当时也觉得比较惊讶的。这个过程这样走过来，在联合国工作的其他国家的同事对中国外交官的态度是不是也在一路上发生着转变？

  2008-12-01 14:56:23

• 金永健:

  当然也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你刚才举的汤铭新大使我跟他很悉。他这么说当时人家觉得很惊讶，意外。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国很强调自力更生，人家再三给你提供，愿意给我们主动提供帮助，我们都不接受的。这种情况下一下子转变。另外不但是这个，而且是在许多外交，有些国家因为对中国也不了解。由于中国文化大方面的关系，我们在一些问题上采取超脱的态度。所以许多国家代表团跟中国代表团交流当中，一个是交流的不够，沟通的不够。另外也有一点敬而远之吧，总是有一个距离。因为不知道中国是什么个立场，不敢接触。但是他们跟中国外交官接触越来越多，也就了解中国好像不是那么非常僵硬的，中国外交官跟其他国家外交官一样，都是非常通情达理的，特别是中国非常讲道理，我们不是开会扳着脸、拉长了脸，讲一通唱高调，训人家或者是什么，而是非常通情达理地讲道理，跟人家交流。这样逐步地慢慢人家都了解了。

  经过一段时期之后，从联合国来说，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跟各方关系，不但是跟发展中国家，我们跟发展中国家在立场基本上许多问题上是一致的，而且往往代表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很好。包括发达国家，他们也是觉得中国代表团是比较讲道理的、通情达理的。所以有时候有这种情况，他们常常跟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矛盾或者是谈判，谈判不下来，有困难，有时就来求助于中国代表团，请中国代表团帮帮忙，来帮他们做些解释或者是什么，也有这种情况。当然我们首先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是原则。同时，我们又采取通情达理的态度，所以受到各方的欢迎。

  2008-12-01 14:57:58

• 中国网:

  我们知道，联合国是一个所有外交精英荟萃的地方。一方面像您说的，我们要维持很好的友谊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其他时候，我们是跟其他外交官斗智斗勇的。像这种故事是不是很多？

  2008-12-01 15:00:37

• 金永健:

  这方面确实是不少。因为联合国本身是各个国家组成的，现在是192个会员国，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有区别，而发达国家还有大国之间也有利益上的区别，所以在不少问题上是有矛盾、有斗争的。

  刚才我说了，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是跟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在联合国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上，联合国有一个七国集团，中国不是七国集团成员，但是跟七国集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配合，我们支持大家合理的要求，他们也支持中方的一些立场。当然，他们跟中方的不少领域都有斗争。比如军控领域，中方的立场跟美国的立场就有很大的区别。

  另外，在人权领域，冷战结束之前，中国不是矛头所在。但是冷战结束之后，1989年、1990年之后，前苏联瓦解之后、解体之后，中国就成了矛头所在，人权问题成了焦点。西方把矛头和人权作为一个政治工具、外交工具，而不是真正地为了推动中国改进人权等等，而更主要的是利用联合国机构来搞所谓人权政治、人权外交，而且把矛头对着好多发展中国家，但主要矛头对着中国。所以90年代在人权问题上跟西方斗争是针锋相对的。

  从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开始，那几年我在日内瓦期间，我所经历的人权斗争非常尖锐。当然，这个斗争不是靠光是外交官们在做，而是包括国家领导人、政府以及我们外交官们所有的人在做。我讲过一次，我们驻外的好多使馆都普遍做工作。同时在会场上，在前方日内瓦斗争前哨我们也尽自己的所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尊严、形象，一次次挫败西方相关决议的图谋，他们也没有能够得逞。

  这里的斗争当然比较复杂，既要针锋相对地驳斥对方的观点，同时又要说服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是不了解情况的一些国家来了解真实情况，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了解西方这么做的目的，图谋是什么等等。这个需要我们外交官做工作，我们驻好多国家的使馆都进行了这项工作，同时我们在前方全力以赴也做这方面的工作。

  2008-12-01 15:01:11

• 中国网:

  在联合国工作可能对外交官的要求更高，需要特别机智，有的时候要很幽默，要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是不是您也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2008-12-01 15:04:05

• 金永健:

  确实是，外交官普遍的都要求，就是说能够反应比较快。周恩来总理过去对外交官有十六个字的指示，“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几条是普遍要求的。在多边外交上，在国际会议上、国际组织中，要求反应快这个要求更高一点。现场有时会遇到想不到的事情，临时出现的问题，来不及请示，那么你当场就得有所表示。特别是假如涉及到有损中国利益或者是中国形象的，比如有的代表团发言，即兴发言中攻击中国，你坐在那里，不管你是大使也好，随员也好，外交官也好，要立即做出反映，马上就要进行驳斥，或者说明情况等等。还有，谈判中有一些细腻的地方也需要临场，一般来说都是国内批示有原则的指示，但是具体谈判条文的时候，比如安理会要发表一个主席声明，在磋商的时候用这个字、那个字、什么词等等那就需要临场应变了，需要有一定的应变能力。根据国内的指示、总的精神之下，不违背总的精神情况下来做及时的反应，应该是要求反应快点儿。

  2008-12-01 15:04:31

• 中国网:

  您个人觉得最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在哪一次活动或者是会议上？

  2008-12-01 15:08:02

• 金永健:

  这种事情经常碰上，是不少。在国际会议上，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另外，也有的事情自己想的比较简单，但是后来情况又有变化，还有知识面不够，也会影响。我自己就有过，大概在1982年，我记得有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晚上开会，我不记得是审议中东问题还是审议什么问题，到了夜里11点多还在开会。后来英国人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关于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英国人叫它福克兰群岛，阿根廷叫它马尔维纳斯群岛，就在阿根廷首都旁边有一个群岛，那个岛一直是英国占领那里，英国提出来要求有关各方克制。

  我对这个问题前后来龙去脉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当时我是在那里协助大使，当时是凌青大使，我在协助他工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后来当场就想办法向有关人士了解一下背景情况。大使了解一下，因为要求克制，我们中国代表团没有异议就通过了。然后连夜回去找资料了解详细情况，接着中国当安理会主席，那么卷入的就更多，这就需要了解更多情况。

  像这种时候，临时提出来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我就来协助大使。凌青大使因为在拉美工作过，所以他当过驻委内瑞拉大使，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又了解了一些情况，要请示国内根本来不及，因为是在半夜，那时已经是午夜的时候了。

  2008-12-01 15:08:33

• 中国网:

  您讲的这些故事让我们感受到外交官不但要聪明机智，还要有随时补充、随时学习这种快速学习的能力。

  2008-12-01 15:11:07

• 金永健:

  对，需要及时地了解情况补充学习。所以外交官常常感受到知识面不够，因为它要求对历史、地理，一些问题的背景都应该有所了解，但是有时确实也做不到。在这方面，在我自己的一生中感觉这方面有不少欠缺。

  2008-12-01 15:11:22

• 中国网:

  当您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时候，您主管的事务跟前几任都不太一样，这本身好像就能够说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能这么说吗？

  2008-12-01 15:11:47

• 金永健:

  应该说是一种反映。它反映了两个情况，一个反映了我们国内跟联合国的关系有一点变化，还有一个和改革开放，中国的政策有了变化。因为中国的几任副秘书长，第一任副秘书长唐明照先生主管非殖民化，原因是我们恢复席位时70年代初，当时还是我们强烈地支持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所以向当时的秘书长提出来，我们中国是不是负责搞非殖民化的工作，维持成立一个非殖民化部。

  接着接替他的是毕季龙先生，而我们正好是改革开放，就希望中国的副秘书长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内建设做一点实事，所以就提出来不能光是管理经济技术方面的事情，那个时候秘书长同意成立技术合作部，由毕季龙先生管。这个技术合作部就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合作、技术援助，这个部门确实也给中国提供了一定在职权范围内提供了一些技术援助。接着接替他的谢启美先生，以及冀朝铸先生。他们三任副秘书长都是主管技术合作的。

  等我去的时候是1996年，当时我接替冀朝铸先生时也是主管技术合作，这个部门继续在做。但是那个时候技术合作部门在联合国来说已经成了一个比较小的部门，它的职能已经减少了很多。所以我们向新的秘书长安南秘书长，他1997年当秘书长，我们就提了希望能够管一个实质性的部门、政治性的部门、实质性的部门。所以安南秘书长当了秘书长之后内部进行改革、改组的时候，就说成立一个大会事务部，大会事务部会议服务部，让中国副秘书长来担任这个部的副秘书长，主管大会事务部。他强调，这是第一次请中国副秘书长来主管政治事务，因为大会事务有一定的政治性。他在1997年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向当时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副总理等都强调过，说明他对中国的重视，请中国副秘书长来管。

  当然，大会事务有一定的政治性，但是实质内容不是太多，实事求是来说实质内容不是太多。但是那是一个很大的部，在联合国总部来说人数最多，1200多人。另外，要经常坐在大会主席台上，能见度比较高，但是实质性内容不是太多，主要是协助大会主席主持大会，还要为大会提供各种服务等等。

  后来接替我的陈健副秘书长也是继续担任这个部的副秘书长，名字改成大会事务和会议管理部，但是内容是一样的。现在新的中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大使去了之后就改了，现在主管经济社会事务部。经济社会事务部是联合国一个比较重要的，管经济社会事务的，所谓联合国内部来说是实质性部门，一个管实质事务的。

  2008-12-01 15:12:12

• 中国网:

  实权其实是更大了。

  2008-12-01 15:19:03

• 金永健:

  对，有更多的实权了，是有关经济社会事务方面的事情，所有关于经济社会方面的报告都是这个部门出的。这是新的秘书长潘基文秘书长当选之后跟他提出来，后来同意的。一个是反映了我们自己的需求，从非殖民化、技术合作，这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但随后我们接着希望能够管政治性的、或者实质性的部门，给了一个在我任期内开始换成的这么大一个部门，能见度高，但是实质性还不是太多，现在开始管实质性的部门，也反映了情况的变化。

  2008-12-01 15:19:26

• 中国网:

  未来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趋势？您觉得在联合国任职的中国官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2008-12-01 15:20:20

• 金永健:

  联合国总体来说，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最根本原因是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事务中需要中国发挥作用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刚才我说了，现在国际上发生的事情，差不多都跟中国会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现在不管是传统安全或者是非传统安全，或者是其他领域的事情都跟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不可能置身事外。联合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跟中国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现在已经卷入很深，都积极参与了。今后我想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影响会越来越大，在联合国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中国的声音越来越被重视，我们的意见，不但是发言，而且参加一些谈判、磋商都会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这方面随着中国地位的发展、国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至于说官员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中国外交官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刚才说了中国外交官的要求。另外一部分是指的在联合国内部任职的官员，联合国内部任职的官员，现在总的来说人数比较偏少，尤其是业务官员、掌握实权的官员偏少，甚至于还不如我们70年代。我们70年代的时候，当时联合国很希望中国带派官员去，当时我们派了一些高级官员，像师长一级的，但是现在在政治部门、重要部门，现在中国官员确实是数量很少，就是联合国总部。这有历史原因。

  因为联合国的制度，联合国的人事政策强调的是从内部、年轻的积极官员一步步提升，长期深入联合国工作。从最低级的，中国的来说是办事员、科员一级级地，联合国也强调从内部提拔。我们因为过去没有，过去在联合国低级官员进行的很少，后面到90年代考进去了，现在都是很少的，尤其重要部分很少。中国大量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是翻译，不管是笔译还是口译，不是业务官员，不是掌握实质的业务官员。

  现在除了有一位副秘书长之外，在总部来说，可能司级官员很少，下面到处级官员也很少，尤其是在重要部门，政治部、维和部，还有在秘书长办公室有，但是屈指可数。在政治机构里有一些官员，有一些副总干事、助理总干事等等有一些，各个对口的业务部门总的来说不太多。我是希望国内能够从长远考虑，多培养一些年轻的、能够从事多边外交，考进去，慢慢从年轻的一步步、一级级上去。当然，同时也不放弃推荐级别比较高的官员，但是进去不是那么容易的。

  2008-12-01 15:20:43

• 中国网: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想问金大使本人，您从事了一辈子外交工作，作为资深外交官，您觉得这个职业最大的魅力是在哪里？

  2008-12-01 15:22:00

• 金永健:

  这一辈子，也确实是应当说是搞了一辈子外交。从50年代起一直到2001年从联合国退下来。我觉得作为外交官最重要的是时时刻刻想着国家利益，这是最重要的，也感觉到自己的工作是跟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虽然有时是一项很具体的事情、一项很具体的工作，但是往往这些工作都跟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国家的尊严连在一起。不管是年轻的时候，低级外交官也好，以及后来当大使也好、当副秘书长也好，都是深深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自己所处理的问题都跟自己国家的利益、形象、尊严连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自己作为外交官来说最大的感受。

  2008-12-01 15:22:28

• 中国网:

  谢谢金大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您！

  2008-12-01 15: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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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到纽约时，其他国家都抱着好奇的心情来看待中国代表团

  在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到纽约时，其他国家都抱着好奇的心情来看待中国代表团中国网 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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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会议上,有时会遇到想不到的事情，来不及请示，那么你当场就得有所表示。所以对外交官要求很高.”

  “在国际会议上,有时会遇到想不到的事情，来不及请示，那么你当场就得有所表示。所以对外交官要求很高.”中国网 崔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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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说，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最根本原因是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

  总体来说，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最根本原因是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网 崔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