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现代眼科从医疗、设备到技术、服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眼科患者在国内就能接受世界上最好的眼科技术服务。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一批批刻苦钻研、勇于挑战的“大医”。本期中国访谈，让我们带您走近全国政协委员、国际眼科学院院士、北京同仁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

中国网：1977年，停滞了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77、78、79级的那三届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也被称为“黄金一代”。您也是那一年参加的高考，您看待那个年代对您人生的影响？有哪些时代的烙印？

全国政协委员、国际眼科学院院士、北京同仁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

王宁利：很深的烙印。历史就像一列火车，搭上这个车，你就在历史的列车上和历史同步前行；如果没搭上这列车，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1977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其实我自己根本就没做好准备，我也没想到1977年恢复高考；恢复高考了，我也没想到我能考上。当时就在周边高考氛围的影响下和朋友的鼓励下，勇敢地参加了高考。

我们这批人参加高考能够被录取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初中和高中只上了四年，到了高考的时候我们一看，大部分课程是没学过的，不是说复习就能考上，还要学新的课程，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好在77、78、79这些人，有“拼搏”精神，他知道这个机会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就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参加了高考。

1977年的冬天，全国有57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原本理想是成为一名画家的王宁利，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失之交臂，阴差阳错的进入青海医学院的大门。这个“被动”的选择，却成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王宁利：在我的理想中，我开始真没想过要成为一名医生。我们这一代人有个好的地方，“服从性”特别好。既然选择了医学院，我就做好一名好医生。1977年在历史给予的机会中，对于我来说，我是抓住了机遇，搭上了历史的列车。

这一代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吃苦”、“能坚持”、“能拼搏”，这就是这一代人，历史给了他这么好的机遇，他们会珍惜，做到了坚持、拼搏、吃苦。

中国网：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改变了一代人的前途，同时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那么改革开放对您个人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王宁利：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视力再好，你只能看到地平线，视界高了，你才能看到你的理想。这个是从青海走出来到了广州，从广州又去了美国，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眼界不断地变化，对自己的事业有了不断的追求。

全国政协委员、国际眼科学院院士、北京同仁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

中国网：您如何看待您这一代人所肩负的时代责任？

王宁利：我们的前一代人做了很大的贡献，在中国眼科的国际化方面他们艰难地走出国门。想打开这个门是很难的，有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政治的差别等等。当这个门打开以后，我们这一代人就走出国门了，开展了国际上的交流。我1992年就开始跨出国门，参加国际交流，是国际化走的比较早，走的比较快，走的比较深的专家之一。

正因为我们走出去了，让国外知道了中国眼科，从“我们走向世界”到“世界向我们走来”。一年一度的眼科大会，有很多外国专家会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过去是我们邀请，给他出机票邀请他过来，现在他们自己投稿，要求到中国来参会。

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回过头来一看，大医院眼科的设备90%是进口的，药品90%是进口的，技术90%是进口的，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使命是把“设备进口国”、“技术进口国”变成“设备输出国”和“技术输出国”。这是我们的责任，压力很大。

也许医生不关心这个，我就治好病，我就用好设备，这也是一种好医生，我们需要这种医生。同时也需要有使命感的医生，把临床上存在的问题变成科学问题、技术问题，再去提升，去创新。如果不但在解决方案上有了自己的技术创新，科学上的突破，还能把它变成一个国家战略的思考，给国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那这个医生的层面又不一样了。小医、中医、大医，存在着不同层面，做着不同类型的贡献。

中国网：改革开放为您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口，能够看到一个更高的平台，更广阔的世界，不断地向上攀登，向前进取。目前中国当代眼科在国际上处在一个怎样的水平？经过这40多年的发展。

王宁利：论医疗服务，我们现在基本上能和国际同步，美国、欧洲刚刚开始的技术，也可能两三年后在中国就开展了，患者几乎能同步接受到世界上最好的眼科技术的服务。但回过头来看，眼科的地位在国际同行中就是两句话，你的贡献是什么？你的标识是什么？这是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进步，也看到了我们的不足，像发现新的疾病的机理、新的基因，这种标识性的研究眼科还是不够。现在眼科进展还是很迅速的，如果能保证这种势头，在今后的五年到十年中，在质和量上，我们都会弯道超车、并跑，能够保持在国际上第一或第二的位置。

全国政协委员、国际眼科学院院士、北京同仁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接受中国网专访

在青光眼的防治和治疗上，王宁利教授取得了多项开创性的成果，他创建了适合国人的防治体系，使我国闭青防治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他创建了颅眼压力梯度学说，改变了临床实践。

中国网：您一直致力于青光眼领域，三十多年来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您是我国完成眼科及青光眼手术最多的专家之一，而且到目前一些疑难杂症的手术可能是仅有您能完成，或者说患者只信任您。那对于如何培养一个好的医生，您有哪些建议呢？如何才能成就更多的好医生，满足患者对健康的需求。

王宁利：这个问题特别好，现在我们成立了知名专家团队，你要挂我的号，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个团队，你在我的团队里面挂了号，他们能解决就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的再转到我这儿来。这样患者就有了一个分级诊疗的机会，不用盲目地去找大专家，大专家真正做一些他应该做的事情。结果没想到，这样一实行以后我痛苦死了。

中国网：痛苦哪里来的？

王宁利：因为天天都面临的是特别难的病例，特别具有挑战性的，特别风险大的。不知不觉发现，我的病人群怎么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后来再一想，这就是必然。同时你又思考了，你怎么来对待这个问题？重要的是你面对这些复杂病能不能去找新的技术，能不能去想新的办法，逼着你去想，逼着你去解决。

中国网：要去创新。

王宁利：在创新的过程中不断进步，技术成熟了，再教给自己的团队以及其他医院，你就永远走在浪潮的前面，这样你才能受到别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可。

全国政协委员、国际眼科学院院士、北京同仁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接受中国网专访

中国网：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众志成城，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对于未来中国眼科的发展，您有怎样的期待，又有哪些新的目标？

王宁利：我们国家现在有36000多名眼科医生，也许现在到37000了，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一个发展的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50000人中最少有一名眼科医生，咱们是50000中已经有1.1个眼科医生了，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但是非常遗憾，大城市的医生，大医院的医生和县级医院、基层医院的眼科医生之间的技术差别很大。整体的、全面的提升医生的技术能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说把县医院的医生都培养起来了，他们都能解决问题了，真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状态就能改变了。大医院的医生也有时间来解决复杂问题，疑难问题，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我们现在启动了一个“中国县级医院眼科团队培训计划”，就是针对这些边远地区、贫穷地区，贫困县眼科人员进行培训，经过三五年的培训，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第二个，要做设备的创新，药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这块现在已经动起来了，一定要有重中之重，一定要做出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应该能做到。

最后，还得要培养一批领袖人物。我们启动了一个中国领袖人物——眼科未来领袖人物的培训计划，这个培训计划已经做了三年，效果不错。

未来中国的医学领袖人物必须是“双栖人才”，“双栖人才”是什么意思？临床科学家，这是当时国际上给我的一个认可，给了这么一个称呼。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要有一批这样的医生。

（本期人员——主持人/责编：佟静 摄像/后期：刘凯 图片：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