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访谈 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做了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总理全方位地回顾了过去五年我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发展情况，介绍了2018年的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及举措。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和社会管理领域的两位权威专家，对报告内容进行解读，并且与广大网友交流看法。两位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
赵锡军：各位网友大家好！
中国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教授。
毛寿龙：主持人好！大家好！
中国网：两位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政府工作报告》首先是对上一年的成就和不足的总结，但因为今年是新一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所以《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变化。我们首先想听一听两位老师对过去五年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赵锡军：我直观的感受和体会有几点，变化比较大的，第一，对环境的治理体会比较大，尤其是像今年的冬天，和往年比，至少在北京能够感受到蓝天很多。
中国网：特别是今年冬天大家感受更明显。
赵锡军：是的。以往几年，北京说实话雾霾是非常厉害的，这是一个直观的感受，大家都得到好处了，有获得感。第二个是共享经济，在北京，直接体验到的是满大街的共享单车。共享经济发展得非常明显，几年前还没发展这么快，最近几年，尤其是最近两年，好像车哪儿都有了，给大家出行提供了方便。当然，还有很多别的。这两件事情给我的体会是最直接的。
中国网：毛老师？
毛寿龙：我和赵老师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包括环境以及出行，我认为还有支付，基础设施各个方面非常不错。我个人最深的印象，是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本身的提高。比如说共享单车为什么能够发展？发展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东西要管住它，这会带来一大堆问题。当时政府的态度就是：一要包容，二要审慎管理，要创新，去支持它的发展。所以，共享单车在中国发展这么快，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实际上你去欧洲看看，反而发展得并不是很好。包括环境也是一样，西方国家环境治理（走过了）很长的路，都认为中国的环境要改变要二三十年来。最近几年，这个力气下去了之后，它的结果是非常好的，但背后应该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本身的提升，因为不仅城市变好了，我去一些农村看，农村的环境也变好了，农村的很多污染、污水都治理得差不多了。而且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家家）养猪的，现在猪都不养，鸡都不养，现在都集中养，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但都做到了。所以，我对这几年的政府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水平的提高很有印象。
中国网：我们注意到，总理在总结五年来的经济工作情况时说，“五年来，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请赵老师谈谈，经济结构的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赵锡军：使我们经济结构更加合理，更加完善，一直是我们经济工作的重要方向和目标。最近五年我们可以看到，大的经济结构，比如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结构，我们往往说有“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以前旧的经济结构更多的是依赖于出口、依赖于投资，消费相对来讲贡献比较小。但是现在看到，过去五年中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大大地上升了。
中国网：这有什么好处呢？
赵锡军：这使得我们经济来源更加稳定，因为消费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投资波动会比较大，政府推动了，或者说贷款增多了，投资就会增大，消费——衣食住行，不可能说我今天吃两个馒头，后天是20个馒头，这不可能，它是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比较稳定。
从结构的平衡来讲，使得我们经济的稳定性好了，波动可以减少了，这是大的结构。
另外，从经济的增长动力转化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以前我们更多地靠传统的动力——大规模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讲究经济增长速度、讲究规模，创新能力不足。这一点现在也有所变化，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经济成分里面这种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明显，新的业态、新的技术、新的产品等等。刚才讲到共享单车这种方式，互联网这种产业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包括带来的科技领域里面的一些进步，像接下来还有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方面我们听得越来越多，而且真正形成的产品市场也越来越丰富，这个我想是创新动力的变化，结构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另外，结构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收入的结构，以前我们经常看到，你的收入是比较单一的，你就是打工，挣一份工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你的收入来源里面，不仅仅是你打工，可能还有投资的收入，甚至还有一些别的收入，像有些居民家庭可能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收入，这个比例越来越高，所以收入的来源结构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个结构也更加均衡了。
中国网：在这个调结构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不足和问题呢？
赵锡军：实际上是有的。我们的经济增长里面不足也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发展的不充分也好，仍然是有很多地方的，所以我们说现在主要的矛盾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就说明我们经济结构里面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公共服务，大家仍然感觉到像就医、就业等等，这些公共服务仍然感觉有难度，要排队、甚至要等待。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尽管我们说经济增长的创新能力要增强，但是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真正高水平、高质量的这些产品有（中国的），但是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特别是（中国）很多高品质品牌仍然相对来讲处于一个正在追赶的过程中。我们经济的结构层次仍然是低中端的层次，高端的能力仍然是有所欠缺的，所以这些也是我们在经济结构完善的过程中间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网：您刚才也提到了公共服务方面，接着这个话题来谈，总理在工作报告里面也提到了，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还是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社会管理是毛老师的研究领域，您对过去五年的改革成果有什么样的感受，您认为最大的成就什么？
毛寿龙：社会管理这个领域的成果跟经济方面的成果也是一样的，经济上面的成果都可以经过数量计算的，而且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比较。但是社会管理这个领域在总理的报告里面，我们看到数字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比如有多少社会组织，或者有社会信用度提升多少百分比，这方面总理报告里面没有写，但是他提了一些要点，还是看到了。比如中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政府来讲是一个政策。但是实际上我看了一下，中国的创新社会的发展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简单来看，我现在观察到实际上整个社会不管文化水平高还是低，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逐渐就形成了企业家群体。
我去一个村里面调研，我说这个地方那么贫穷，老百姓收入怎么样？他们说我们这个地方，村里面没有什么收入，但实际上老百姓收入还挺高的。我说老板有多少个，是不是二三十个？他们说如果是赚钱的老板算一算，有100多个。一个村里面可能总人口就三四千人，能够称得上老板的就有100多号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们看不出来，有时候你调研看，这个地方破破烂烂的，好像没有什么发展，但是你实际上一看，那个地方的企业家群体已经起来了。
在城市也是一样的，共享单车被人们创造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它直接就进入到——从制造业、从销售、从服务业进入一个高端的金融领域，而且这个金融是一个很创新的金融，跟一般的金融还不太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这些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包括政府里面的创新官员群体，我想这个五年里面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些背后，我认为应该是中国本身城乡治理结构的变化、创新。一方面，人的眼界大大加宽了，为什么？中国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城市很开放，农村对外走出去，都很开放，不仅在全国各地就业，现在我们很多人还跑到全世界去。最近五年中国出国旅游的量是1.3亿人次。这个我觉得是不得了的。很多人出国以后一看商机有了，他回来就创新，国外有什么做法他回来再给你加点新的元素就把它做出来了，而且他创新直接创到国外去了，我觉得这是开放社会本身的结果。
当然也包括其他方面，比如“互联网+”，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中国各个方面的东西。“互联网+”上来以后，网络化管理、网格化治理，高清摄像头一上，系统性的提升，包括生产安全，包括交通，像北京，我们很明显感觉到交通上司机的驾驶习惯变好了，守法社会正在形成。这个东西涉及到很多创新。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因素，但是背后实际上就是和社会管理创新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经济结构调整跟社会结构调整有很大的关系，社会高质量的发展往往是跟社会本身的治理创新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网：一个是观念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创新的政策等等方面的支持。总理对于2018年工作的建议当中第一条，就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赵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过去五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呢？
赵锡军：对，实际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强调，我们要建立新的发展模式、新的发展理念来解决新的矛盾。我们一直讲到的这个主要的矛盾发生的变化，主要矛盾变成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现在发展过程中间的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实际就是目前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由于传统的追求高速度、讲求大规模这么一个发展模式，我们积累了很多的问题和风险。这个问题和风险，在最近几年在不断地显现出来。所以，怎么样化解这个重大的风险，就是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头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在以往旧的生产方式、旧的经济发展的模式下面，我们产生了很多低端的、过剩的产能。这些产能我们也要把它化解掉，然后形成高质量的、新的、优质的供给体系，这仍然是要去解决的问题。
还有，在创业创新这个新的要求之下，需要有很多的支持创业创新的环境、条件、制度，甚至资源配置，不少企业也碰到了“融资难”、“融资贵”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发展的不平衡方面，城乡之间的差异、各个不同地区的差异仍然是存在的，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脱贫。所以，这些也是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改革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去政府部门办事，仍然有一些环节比较多，手续比较复杂，简政放权这块仍然需要推进。因此，在各个领域里头，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公共服务，医疗、卫生、就医、就业这些方面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短板，包括收入的差异等等这些。这些问题在2018年开始，都要陆陆续续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把它们解决掉，形成我们前面讲到的高质量的一个供给体系，来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更高的追求。
中国网：关于您刚才谈到的这些问题，下一步的改革，具体需要怎么做，您还能不能具体谈一谈？
赵锡军：实际目前来讲，我们在下一步，从《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到，接下来还是要通过改革来完成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工作报告》里头，具体的2018年工作建议里头有几个方面，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放在第一位的，通过机制体制的改革，特别是阻碍创业创新、阻碍我们创新能力发挥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的解决，像财税、金融、投融资等等这些改革要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些改革，这次我们也看到，政府机构的改革是很重要的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改革中间我们要贯彻好新的发展理念，然后来推动这些改革，使得我们的资源通过市场和政府这两个方面综合地来配置，来达到优质的资源配置，然后形成优质的供给。这是我们将来的改革方向。所以，这三年的话，我们确立“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到2020年是第一个百年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讲要完成这些工作，为下一阶段从2020到2035年、到2050年，后面两个阶段的目标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中国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光是经济的问题，还包括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的问题，毛老师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毛寿龙：这个问题，它从本质上来讲是个经济问题，但可能会表现为一个社会问题或管理问题。刚才我们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进一步推进的话，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创新肯定是和创新的社会结构有关系。我刚才讲的企业家群体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更多的，我们说，如果是政府去做的话肯定需要相关的抓手。最近几年，它实际提供了很多创新基地，还有那些创新中心，做了各个方面社会管理和治理方面的一些努力，这些方面应该说是为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了一个社会方面的基础。因为你要从原来的机构里面去做的话，增量方面不是那么明显。我最近去调研了一个地方，叫做慈溪，那个县里面划出来一块地叫做“新区”。这个新区你要搞清楚，一年它就有100亿的产值，第二年它就不是产值，是财政收入。
赵锡军：那产值更高了。
毛寿龙：去年又加了40亿，（总数）是140亿。我再去看，他们说马上要超过慈溪市了。所以，中国搞出一些新区，搞出一些创新基地，把那些资源集中起来，形成新的社会管理的一些块块。这些块块虽然看起来像是经济的管理，实际它也是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管理的一些创新。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社会管理、政府相关管理的问题，对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毛寿龙：另外一方面，产权改革也是和社会有关系的。很多人讲产权就是一个交易权，实际上不是，实际是和社会组织有关系的。在中国，现在要振兴乡村，农村的宅基地产权、农村的农用地产权，还有其他建设用地产权，都需要通过政府的一些创新，把那些三权分置，又稳定，又不出问题，同时又让这个社会能够形成经济发展、让整个农村振兴起来的基础。
城市也是一样的，房子卖出去了，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社会治理结构的话，搞不好开发商就胡作非为，或者说物业公司胡作非为，搞得矛盾非常大，而且有的小区因此就没搞好。现在这个方面，国家正在想办法把城市小区的管理做好，提升档次。 中央也出了专门的文件，把社区的治理搞好，这样农村和城市相关的社区管理、社区建设，尤其是相关的环境、垃圾分类，对城市来讲是建筑物本身的维修和保养的问题，如果治理没搞好的话，十年后很多人就要搬家了，这个小区就没法住了，要买新房子了。
如果一个国家十年就要一片小区变成老旧小区的话，这个损失太大了，而且对未来来讲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包袱。现在可能发展得光鲜、很好，但过了二十年、三十年，整个城市就变成老旧城市了。这个东西就需要有社会治理跟上，每年要对小区进行相关的一些维修保养，这样的话，城市才能可持续地发展。农村也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侧改革，消费结构的提升也是一样的。
中国网：昨天下午举行的人大新闻发布会里就提到了，本次大会要通过和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同时《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也已经公布。毛老师，对于这五年来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为人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这方面，怎么看呢？
毛寿龙：这次机构改革应该说跟历次机构改革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次是加入了深化党的机构改革的内容，所以这一点应该说是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最近五年可能有一些人认为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跟过去五六次改革相比力度相对小一点，但是实际上从政府职能转变，从提高相关的优质高效服务这个角度，应该说老百姓的获得感是非常明确的。最简单的一点，过去很多老百姓要去找工作一定要有证书。也包括简简单单这个工、那个工，分得很细，都需要有职业资格证。这样搞的话，最后实际是管不好，为什么呢？比如我有资格证，十个人都是以我的名义去做的，实际上工作还是他们在做，最后我拿证书的收入比较高。这很不公平，做一样的活，最后他可能干得比我好，因为我有证书，他没有，我拿钱就比他拿得多。而且还怕查，一查说没有证书，这两天查得紧了，他就回家了，要失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老百姓比较有获得感，很多职业资格证书都取消了。
还有，现在城乡一体化服务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尤其农村的老百姓办个身份证，办个什么事非常方便，乡事村办，政府的事村里面、乡里面就可以办。
赵锡军：送服务上门。
毛寿龙：对，很多服务中心农村都有。像我去宁波调研的时候，宁波的老百姓在任何一个点（得到的）服务都是一样的，无论你到市里面去获得服务，还是在县里面获得服务。
赵锡军：服务均等化已经很成熟了。
毛寿龙：同样，这个地方提交材料和那个地方提交材料是一样的，一上门跑一次就好，总理报告里面讲了。
中国网：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毛寿龙：这个门，一个楼肯定有很多门，你进政府哪个门都可以进，进完了以后就是一样的，任意的门，任意的，你跑一次就好了，最多跑一次，这个方面对老百姓来讲非常有获得感， 其它方面，老百姓距离比较远的政府职能转变比较好了，比如我刚才讲的共享单车，这是一个新兴事物。过去新兴事物我们一定要批准；现在我们新兴事物基本上不用批，我先看，先宽容、先审慎。
赵锡军：出了问题再办。
毛寿龙：后续该是政府的职责就是政府去管，比如共享单车乱停车这个事，企业也努力、政府也努力，就去做。当然老百姓本身也要努力。这一点，西方社会还没有跟上，它们政府没有跟上，老百姓也没有跟上。政府一看说不行，赶紧赶走。
毛寿龙：尤其是政府要提高服务能力。一般来讲，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就是给你提供一点医疗、教育这些硬服务，实际上还有很多制度方面的服务，规则方面的服务，这些东西最近五年我看到是比较多的，而且是政府职能转变我觉得是比较新的一个部分，也值得大家更多地去关注的一部分。 还有一点，让市场更多地起决定作用，很多事情政府不做了，让市场去做。
中国网：放权。
毛寿龙：对，放权，也包括市场执法机构本身的规范化、程序化，这个方面最近几年也做得非常好。
中国网：在谈到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时，总理给出了很具体的数字。总理给出的财税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强调“确保风险隐患得到有效控制”。赵老师怎么看待今年的财税货币政策？
赵锡军：实际上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直是我们这几年经济工作一个主要的政策导向。经济政策或者经济发展的总的基调是稳中求进，稳中求进的基础上既要稳又要进，稳是进的基础，进又能更加地促进稳定。在政策的把握方面，最主要的宏观调控政策、财政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是为了更多地来调整结构，为调结构来服务，来促进改革，来促进创新，这是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推动。 货币政策相对比较稳健，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合理的货币供应，让整个金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控制好金融风险，这相对来讲就是一个稳健。
通过政策的搭配，让经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的同时，在有些短板的领域能够有改革、有突破，取得进步，能够有更好的质量和更好的效益，这个政策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 从政策目前的配合来讲，总理报告里面说了2018年6.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速度保持下来，我们基本上就是到2020年能够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第一个一百年目标。这个速度在全球来讲虽然不低，但是跟我们以往，跟2017年的6.9%相比要慢了一些。但是这个速度揭示了我们将来更多的是要做质量的提升，而不是说追求一个高速度了。质量的提升就是要进的方面，通过质量的提升建立起更高的平台，然后让我们后面能够有更稳定的发展。
中国网：而且我也有一个印象，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非常关键的一年，三大攻坚战，其实包括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脱贫、环保三个方面，能够看到这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特别提到要支持比如贫困地区。
赵锡军：没错，特别是像财政政策里面，我们说龙头方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短板，原来没有做好的地方、缺口的地方我们要补齐，要把这个缺口补上，这要“进”。包括像对于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对于公共服务里面的供给不充分的问题，这些都是补短板的问题。另外，我们讲到你要建立你的比较优势、你的竞争力，这就是质量方面提升，更好地满足大家对这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能够在国际上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从产业的低端向中高端发展，这也是“进”。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构成了我们稳中求进，或者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把这两件事情能够同时做好。
中国网：关于总理说的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赵锡军：实际上这是我们说从2018年到后面整个“十三五”剩下的三年期间，我们叫攻坚战的第一战，这个主要是为了消除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间的一些隐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前几年我们传统的发展方式，通过扩大投资来追求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来扩张经济，这个方面你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个资金投入我们主要靠放贷款，所以信贷增长很快，货币增长很快，投资很大，形成了大量的债券、债务，导致债务居高不下，导致杠杆率居高不下，出现了很多风险隐患。前年、去年实际上已经有一些风险事件不断暴露出来了，有一些地方借的债还不了了，压力很大，另外还有一些像非法集资、非法融资、金融诈骗等等现象也层出不穷，我们说金融乱象，这些实际上都是风险。
这跟以前的金融风险有所差异，现在因为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一个风险事件的发生会迅速地扩展到各个方面。以前我们说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某个县、某个乡、某个市有非法集资了，那就是当地几十人、几百人了不起了，规模可能也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了不起了。现在一个e租宝，一下子这个风险事件涉及到的损失可能就是几百个亿，老百姓参与者几十万、上百万，一下从一个经济事件变成了一个社会事件。这个风险传播非常快，所以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讲到有一些是所谓的“黑天鹅”，像类似e租宝等等，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了；有一些可能就是蕴含着巨大风险的所谓“灰犀牛”，像房地产领域、债务领域等等，这些我们要密切关注，不能让它爆发甚至形式一个趋势，甚至是拓展或者连锁反应，来防范它，这是一个攻坚战。
通过从去年开始不断地加强监管，我们在机构改革里面和体制改革里面也提到了金融监管，通过不断地强化金融监管来约束它，通过给这些金融机构，让他们承担更多的风险管理的责任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进一步的改革，为进一步的经济模式转变来创造条件。
中国网：近年来社会上对税负的议论也很多，比如减轻税负的呼声也很高，不知道两位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毛寿龙：对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社会上有一些非常流行的看法：中国的税负是世界上痛苦指数比较高的国家之一，或者说最高的国家之一。甚至有人提出来，中国很多税收如果严格执行的话，对企业来讲都是死亡税，很多企业家立即就破产了。的的确确，我也观察到一些企业家他们的确这么认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何减税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减税实际上是有空间的，比如我们整个经济形势非常好，财政形势也非常好；货币政策稍稍有点稳健，但是基本上还是中性；财政政策还是比较中性的财政政策，稍稍有一点点的债务，但是这个债务并不是很高。最近几年充分就业的压力非常少，而且从某个意义上来讲，现在机器人开始大量替代（人工），人工智能也越来越多，包括很多工作，包括翻译这样的工作都开始为人工智能所替代了。
中国网：写新闻的都有编辑软件，之前有一条新闻就是中国气象，发表气象的新闻，就是人工智能。
毛寿龙：过去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积极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维持……
赵锡军：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毛寿龙：来解决充分就业的问题，一旦不是有压力的时候可以减负，减负的时候企业就有更多的资本，社会也有更多的资金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未来很长时间可能会导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如果现在积极人口政策一开动的话，可能几十年以后，二三十年以后会稍稍缓解，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减负不只是老百姓直接的获得感的问题，也是目前整个宏观经济稳定这个空间的可选择政策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从价值观上来讲，我们的税收如果能够降到20%的话，那是最好的，整体税率。
中国网：今年或未来五年之内，对于我们关心的，减轻企业负担，包括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两个方面，是否会有更大的举措呢？
毛寿龙：个税起征点肯定要提升。
赵锡军：毛老师刚才讲到税收减负的作用。我个人觉得，降税减负对我们居民个人、对企业、对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实际是有帮助的。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你高质量地提供产品、提供服务所需要的研发、准备的时间相应地要多一些、长一些；对居民来讲，你从简单地提供劳动、体力劳动到提供高质量的劳动、脑力劳动也会多一些。所以，高质量的供给需要高质量的投入，更长时间的投入。当然，降低企业的税负，降低居民的税负，有利于企业、居民能够更好地提高供给的质量，我觉得这是符合的。 另外，确实前几年我们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由于收入分配各方面做得不是特别的均衡，所以，贫富差距、收入差距也比较大。那么，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个税收结构的改革和完善，来使得贫富差距，收入差距扩大这个趋势能够收窄。
中国网：发展不平衡方面的问题。
赵锡军：是的，这也是一方面。另外，我们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政策也在调整，有越来越多的居民家庭生第二胎的情况出现，抚育下一代的开销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支出会增加，降低一些税负，有利于养育下一代，能够更好地培育我们的接班人，这一块我觉得也有好处。
中国网：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当中有这样一条，就是“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5%以内，城市登记失业率4.5%以内”，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是涵盖了农民工、城镇常住人口的，今年首次是把这个目标作为预期的目标了。毛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首次”呢？
毛寿龙：这个首次应该说是各个方面水到渠成。一个方面，你调查的时候很难搞清楚他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这个数据失真的可能性比较大，很多人认为，像浙江，根本两个数据很难调研，因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从户口本上来讲已看不出来了，他就很难界定自己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在农村顶多就是说在农村有块承包地，有块宅基地，别的就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从调查数据这个角度来讲，你要正儿八经把它调查出来我认为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很大的因素。
第二，城乡本身越来越一体化了，失业率尤其是调查失业率不去真实反映情况没什么意思，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讲，我觉得一点意义没有。所以，对农民工来讲应该说也是个利好的消息，我觉得以后把调查失业率这个数字搞出来，中央掌握了以后，那么可能也会有相应的政策上。因为有了数据就好办了，后面就会有政策，连数据都没有，后面政策就很难跟上。
但是城镇登记失业率，我认为以后还要改过来，目前没法改，因为登记失业率和城市本身对户籍人口相关的一些政策有关系。你一旦登记失业了，城市对本地人还是有自己的一些保护，你常住人口一会儿今天在这儿，一会儿明天在那边，户籍人口在北京，但你在四川就业，你失业了，把你登记为失业，实际你在北京已经登记了，这在管理上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赵锡军：像毛老师所讲的，确实是，我们传统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实际没有考虑到农村这一块，但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一体化越来越明显，你如果只是考虑到城市、城镇的失业，那就越来越不完整了，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确实有的政策，因为城镇一旦登记失业以后，有很多的福利、补贴这些政策，但农村没有，那农村的人就得不到，政策也不均衡。所以，我想这个调整应该说是比较合适的。
中国网：合情合理。
赵锡军：是的。
中国网：毛老师，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什么补充？
毛寿龙：赵老师说的肯定是对的，未来那个“首次”过段时间可能又成为另外一个首次。
赵锡军：对，都有可能。
中国网：好的，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为我们做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网友的收看！再见！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韩琳；主持：孙婉露；摄像：董超/孙磊；后期：刘凯；摄影：刘祯珂；主编：郑海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