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艰苦奋斗凝聚出来的伉俪情深 

1950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

    中国网：我们大家都知道，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的感情特别的深厚，而且像您刚才说的，在总理生病的时候她每天只能去看半个小时，觉得他们的感情被很多人，我们后代人所推崇的，觉得他们是一对很模范的夫妇。所以我们请您来给我们聊一下他们之间的感情。作为小辈来看，有没有体会到他们之间的深情？因为很多人看来，感情只会越来越淡，但是总理和夫人的感情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加的浓厚。

周秉钧：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他们结婚30周年的时候，1955年8月8日，那次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姊妹两个去看他，给他们每人带一个大红花。他们一看是结婚纪念日，就特别高兴，和大家一起照相。那张照片笑得非常甜，非常快乐。我们还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去看七妈的时候，七妈穿着一件大衣，是冬天，她没有孩子，所以她特别喜欢小孩子，还抱一个很大的洋娃娃，他们的心态从来没有老过。

另外，很多报道、文章说鸿雁传书，或者说在日内瓦的时候寄干花的事情，作为一般的老年夫妻很少这样做的，但他们一直是这样的。“五四运动”的时候有一个觉悟社，1919年七妈15岁，她是觉悟社的演讲队长。在80年代的时候，她和我姐姐谈，一次去柬埔寨访问，结果有一个场合让她讲话，她也没准备稿子，居然站在那里讲了一个到多小时，而且没有觉得累，现在回来反而累了。她的知识丰富，头脑清晰，也是一个不得了的人。

刚才说到孙维世姊妹在伯伯的结婚纪念日时送大花、照相，我七妈和我和姐姐说过一件事情。她说，我告诉你们，我和你伯伯这一生只有三个干女儿，但是三个干女儿的后果都非常悲惨。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杨眉，叶挺被释放出来以后要回延安，正好赶上有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从延安到重庆，叶杨眉就跟着这架飞机到了重庆接父亲。不是有一个周副主席给叶杨眉让降落伞的故事吗。飞机赴重庆时遇到颠簸，大家都把降落伞穿上了，结果叶杨眉没有降落伞就哭了，周伯伯就把降落伞给她穿上了。但是回延安的时候，这架乘坐几位我党领导人的飞机撞山了，叶杨眉就这样去世了。当时是王若飞、博古、邓发、叶挺、杨眉等等都在这次飞机失事时去世的。

还有一个干女而就是孙维世。她在文革的时候被江青、叶群合谋关起来审查。1968年初被审查，1968年底就没了。她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炳文和朱德在德国时，两个人同时被周恩来介绍入党的。总理1924年回到广州，后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请孙炳文也到黄埔军校工作，是政治教官，好象还当过政治教研室的主任，1927年被蒋介石腰斩，非常惨。

伯伯七妈对孙维世一家特别关照，也特别喜欢。但是你看纪念《周恩来》这部电影里，有秘书报告周总理说孙维世同志去世了，总理吃了一惊，说马上验尸。又过了一会回来说已经火化了。总理很心疼。这么一个老战友的孩子，这么一个优秀的导演，就这么一年的功夫没了。所以文革的时候很多事确实太难了。

中国网：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困难的时期，包括作为领导人在行动上身不由己，因为有一些组织上的纪律。不知道作为晚辈，您有没有感受过像总理和夫人之间互相表达对对方的关心和关切的时候？他们都是怎样对对方表达自己的关切呢？

周秉钧：有一张照片很有意思。那已经是深秋了，在西花厅的院子里散步。因为从西花厅院子里面的路比较长，出来的时候七妈的扣子没有扣好，他就马上给扣上，马上被人给照下来了，抓得时机非常好。而反过来讲，七妈对伯伯的爱护有的时候很难做得到，因为要想尽各种办法。其中我就遇到几次。

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根本看不到伯伯，他在办公室不出来。有的时候见一面，说说话，要么出去开会，要么回到办公室。有一次见到了伯伯，和七妈说一些事情，在临走的时候我说:七妈我不去向伯伯告别了，您替我道个别吧。她说“不，我就是要你去敲他的办公室，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拉他出来活动活动，散散步。”我去了以后，七妈从我右边到门口，说你坐了几个小时，正好秉钧走，你和他一起散步，送送他。他这个时候才看看表，他都不知道他坐了多长时间。然后我们就一起走，他走到院子门口再回来。

要不就是吃饭。我刚才说他们难得一起吃饭，有一次我能和伯伯、七妈一起吃饭，七妈说你再敲你伯伯门，他每次吃饭不是三顾茅庐是不会出来的。但是伯伯的办公室我们是不能进的，只能推开门，说“伯伯，七妈请您过去吃饭。”他看看表，才出来吃饭。伯伯对七妈的关心，我记得一些事情，包括之前说的去颐和园看她，要有时间，一定去看她。

中国网：总是在特别细的事情上体现出那种关心。我们在很多媒体上看到像鸿雁传书，送干花，有很多浪漫的事，也有很多细小的事能够体现出两个人的感情。但是老百姓经常说，把爱情比喻成一杯白开水，时间越长，感情越平淡，而这种平淡却是一种真实。不知道在您眼中，您觉得总理和夫人的感情可以用什么来比喻？

周秉钧：我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关键还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一致的，也不完全是相敬如宾。我觉得这个词用在夫妻之间的故事不太合适。他们也会有一些小拌嘴，曾经有一个事情：1970年7月20日，我在北京开会，时间比较长，每个星期会分别去看一下他们和我母亲。那天临走的时候，七妈也要出门，七妈说我和你伯伯要离开北京一段日子，这段时间你多陪你妈妈，不要来了。走到快到门口的时候，秘书报告说，今天是廖仲恺先生遇刺的日子。伯伯一听，说还是周年呢，（廖遇刺是1925年，现在是1970年，45年了）他说用我的名义送一个花篮给何先生。结果七妈不满意了，说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的名义，我还给何先生做过秘书的，伯伯急忙说“对不起，抱歉，用两个人的名义。”我心里也暗自发笑，他们两个人也拌拌嘴。这才是真实的。

中国网：特别真实。

周秉钧：应该说这些小事也体现出他们的人格，一个是真实的，就应该你有错，我就要说。再一个就是你说得对，我马上改。夫妻之间做到这样就好了。

中国网：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老了以后感情很亲，但是没有那些的浓烈。但是觉得夫人和总理之间的感情是特别浓烈。我记得您在书里面写了一段回忆，说夫人在总理的追悼会上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扑倒在总理的玻璃棺盖上大哭。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感受得到坚强的女性背后对丈夫的深爱。我们不知道夫人和总理的感情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感觉好象超出了平常人的爱情，好象有一种更高的层次在里面，他们的感情有什么样的别样基础？

周秉钧：这恐怕不止是一个方面的事情。两个人都有这种感觉。我伯伯其实曾经也接触过其他的人，那是在“五四”运动后成立“觉悟社”的时候认识的，在法国留学时接触更多。这个人后来成为一个教授。但是后来我伯伯改变了态度，转而给我七妈写信。他和七妈也是在出国以前就认识了，而且我父亲和我七妈是同岁，我伯伯去法国的时候把我父亲托付给七妈了，所以我父亲一直到最后都管七妈叫姐姐。 伯伯在法国给天津的七妈发信，也表达了这方面的意思。

伯伯亲自跟我姐姐说过，这不一定是原话了：“原来在法国有一个比较亲近的人，但是后来我改变了，因为那位女士不可能跟我一起就我所信仰的事业做到底，而你七妈能。”这是一个前提。

第二个，几十年来的艰苦奋斗、出生入死的奋斗，凝聚了他们这样一个感情。所以他们的感情为什么像你刚才形容得那么深切，那是几十年的积累，而且他们的感情尤其是在解放前那样一个艰苦奋斗的环境下积累的。

解放以后生活安定了，各顾各的工作，都很忙。伯工作那么忙，伯伯工作那么忙，七妈看在眼里怎么可能不心疼？1967年工作人员给总理写了封“大字报”，贴在他的办公室的门口，说“周恩来同志，我们也要造您一点反，就是您必须改变您目前的工作状况，以便能够为党和国家多工作几年”等等，然后是工作人员的签字，七妈也签字了，我也签字了。正好我是航校毕业，到广州空军去，经过北京去看他们。一进门以后，七妈说你看看这张大字报，你同意吗？我说同意，就让我也签字了。就是用各种办法让总理有一个休息的时间，但是他确实不是不想休息。而且七妈还对我说过，你伯伯不是不能睡觉，他如果真的静下心来，可以睡十几个小时不醒。他何尝不想多休息，但是这么多么难的事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