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伯父给我们讲红楼梦 

周秉钧：其实我对西花厅的感觉和感情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因为在那里生活得很愉快。而且我当时不知道我的伯伯是什么人，后来是在建国以后才听说他是总理。我也不知道总理是什么样的职务，是管经理的，还是管理什么的。到二年级的时候才知道他是政府的领导人，才有了这么一个概念。我那个时候年纪小，早上起床到院子里面玩起来就大喊大叫的，他的卫士长是一个山西人，他就对我说“不敢这样，你伯伯刚睡下。”在我的心目当中，我伯伯走路总是特别快，一阵风一样，连他的卫士都说，“你伯伯走起来的时候，我们要一路小跑跟着他。” 他平时也没有时间管我们。小时候我们是跟着伯伯一起吃饭。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伯伯看我有一点小驼背，就让我靠在一个立地式的大收音机站着。那个时候正在吃饭，就让我站5分钟。我有的时候斜眼看他们吃饭，馋得够呛，等5分钟到了我才能去吃饭。

中国网：感觉总理注意的事情非常细。似乎很多小孩都有一点驼背或者是含胸，但是他就注意到，一定要把你这个习惯纠正过来。

周秉钧：伯伯总是那么精神，伯母身体却不太好。在解放初期，我的妹妹上幼儿园，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的伯母在颐和园修养，她的肺有一些问题，血糖也高。星期六伯伯去看她，我们正好放假，就把我们三个带去一块看七妈（指伯母邓颖超）。在颐和园的长廊梁上都是画，每个画都是故事，他会给我们讲是什么故事，不过现在都不记得了。如果真是讲起来，去颐和园的时候确实有几个事情记得很清楚。

第一，进门要买门票。我的姐姐已经是上初中了，我估计她也得买票了。那个时候颐和园没有像现在人这么多，进了颐和园以后，有的游人就认出来，就向他招手，伯伯也向他们挥挥手。有的人过来握手，没有围观的，没有觉得好象遇到领袖了，遇到总理了。应该说那个时候的领导人和群众之间确实是很亲近的，很自然的。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妹妹还在上幼儿园大班，后来伯母和我们说，你妹妹长大了，到食堂去吃饭。伯母交给卫士叔叔一些钱，帮我们买饭票。开始是叔叔带着我和我妹妹去，后来逐步的自己熟悉了以后，我自己就带着我妹妹去。有的时候我可能因为什么事情不在那里吃饭，我妹妹就一个人从叔叔那里拿饭票去食堂吃。她不认识字，看见要吃什么，她就把饭票全交给炊事员叔叔，炊事员叔叔根据她要的东西，收下一些钱，再把多余的钱还给她。所以我的妹妹说，我对中国大写的数字是从中南海的饭票上认识的。这样非常有好处，对孩子的自我能力，自我成长都很有好处。其实对于老人们而言，不一定意识得到，就认为孩子大了应该自己去吃饭了。但是实际上这种做法对我们很有好处，培养了孩子们的独立性，对自己也是一个锻炼。

中国网：总理的工作非常忙，和你们相处的时间相对要少一些。但是我想在一些其他方面，比如说做人的道理，这种总原则性他是会把握的是吗？

周秉钧：他也确实从大的方面讲。1964年我已经当兵了。他把我们全家人，包括我父亲，还有我的堂兄、堂嫂们聚在一起，花了两个星期天给全家人讲了两方面的事情。第一个礼拜是讲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家，他明确的说“咱们家里是一个没落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因为我的曾祖父是淮安县太爷的师爷，我奶奶是淮阴县太爷的孩子。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长在红旗下，从小就受党的教育，就不受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响，这种封建残余的思想影响非常深，你们一定要警惕。他就说了若干个封建家庭弊病方面的事情。

1965年，我第一次休假和他们一起吃饭时，伯伯和我谈起这方面的事情。我的印象是他说了很多封建家庭的弊病，比如说好逸恶劳、死要面子、贪得无厌、说谎话、办事有头无尾等。他说到这里问我看过《石头记》没有，我当时不知道这个书是什么，后来才知道是《红楼梦》。我的伯母说，“我对《石头记》也没有兴趣，你下午要开会，赶快吃饭吧。”结果我伯伯就瞪眼睛了，说“我要给秉钧讲讲怎么认识封建家庭，怎么警惕这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我伯母就不吭声了，他就接着讲。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办事有头无尾。他先说《红楼梦》里面的四大家族的大排行没有排到底的，他说咱们家也是这样，然后说我是行七，你二伯是行八，后来也没有人管了，所以你的父亲就没有大排行，有大排行的话，兄弟之间称呼起来都是几哥、几弟的称呼，他就没有这样的称呼。我的伯伯在日本写日记的时候，说想念家里的人，有一句讲我父亲的话是“也不知黑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他用了我父亲的小名，而无法称几弟。

周秉钧：这些事可以说明他对我们的教育很下功夫。1964年那次讲了大半天，然后再下一个星期就讲“过五关”。那是他给高校毕业生，他每年要给高校毕业生讲一次话，提出希望。其中就讲到“过五关”，就是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本来那一年我妹妹还在上高中，她想去听，我伯伯说我是讲给大学毕业生听的，不能去。结果第二个星期就给家里人专门讲了“过五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