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亲情不寻常【全文实录】

中国网：一个是出于对八奶奶的孝心，一个是出于为国家节省开支的考虑，考虑非常周到。

周秉钧：是的。我读小学的时候是1949年，一开始我们没有交学费这一说，后来我妹妹也上小学，我已经读四年级了，开学的时候要交学费，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交学费，别人都不交。后来才知道， 因为多数都是仍实行供给制的军人的孩子，而我伯伯他们已经实行了薪金制，所以我们要交学费。恐怕决定实行薪金制之后，孩子读书都要交费搞不好就是我伯伯定的，很有可能。

中国网：想问一下有关八奶奶的事情。到了北京以后，她也在西花厅住过一段时间，不知道总理有没有抽出时间陪她，或者对她有什么照顾和招待？

周秉钧：我那个时候小，不太记得。她没有完全住在西花厅，给她找了一个旅馆。我姐姐说，伯伯每次回来都要先去看看她，说几句话，问长问短，然后再回到办公室。这一点他确实给我们这些孩子做了榜样。还有一个，我们的六爷爷曾经当过袁世凯的秘书，而且很有学问，但是他比较小气，家里面的事情他不太管。

后来我伯伯给他做寿，多大年纪我不知道，就家里人一桌，老爷子特别高兴，而且我伯伯专门下厨房给他做了两个菜，有一个狮子头。我姐姐后来知道六爷爷的一些历史情况，就问伯伯，他做过袁世凯的秘书你为什么还这样对他。他说你不能这样看人，第一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六爷爷离开他了。第二，他离开袁世凯好象是在江苏省做一个什么秘书长之类的职务，江浙两个地方要打仗的时候，六爷爷对双方做了很多协调和疏通的工作，避免了两省的大战。他说这样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再一个，中央成立了一个文史馆，把清末、民初当时了解情况的老人，在政界的老人请来做馆员，出了很多重要的文史资料和文章，我的六爷爷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有人传说，也是一种好意，说周恩来为自己的亲属安排工作，就这么一个，而且是应该的。他给袁世凯做了秘书，他应该掌握很多的历史。其实当时选文史馆馆员都是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负责，他去挑选和审查，可能还有一个会议要通过人选，然后报给周恩来那里去批准，聘书是由周恩来来签署的。

中国网：您刚才提到给六爷爷过生日，我了解到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从来不给自己过生日，还专门给六爷爷过生日，真的是特别用心。

周秉钧：家里人终归不一样。我们有一个规矩，不能送礼和收礼，但是孩子们带一些东西，他们非常自然的留下了。我当兵以后一个月6块的津贴费，1962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们的部队到福建前线去了，也没有什么花的，都是供给制。结果在福建还是浙江的时候就有上海的产品了，我看有种香皂比较高级，比较像样子，我买了两块，寄给我妈，其中一个是给七妈的。后来还有一些事情，现在说起来都难受。

1974年有一次在北京开会，我带了干的大枣给七妈，七妈看了以后说你伯伯就喜欢吃脆枣，正好我请桂师傅给他烤一下。那个时候伯伯已经住院了，我还和她说您什么时候去看伯伯，我和您一起去。她说我先和你说个情况，你听完以后再看要不要去。她说，中央规定为了你伯伯能够安心养病，除了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同志因为工作需要去见他才去，其他人要去看你伯伯要经过中央批准。你要去的话，要给中央写报告，你还去吗？我说那我就不去了，您去看伯伯时给我代好。

1975年我休假回北京，是个冬天，我带了10斤广东蜜桔，每次这些东西都是我妈妈一半，我七妈一半。她说“正好可以给你伯伯拿去榨汁喝”，我一听这个话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马上意识到伯伯已经不能进食了，或者不能吃固体食物了。

我参加伯伯追悼会，就是这次去看七妈的时候，七妈的秘书和我说，本来七妈要亲自和你谈，但是她一谈又要伤心，所以我来谈。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总理现在情况很不好，万一有那么一天，七妈交代你们在外地的都不要回来，坚持工作。她说到这里就哭了，我的眼睛也红了。而且还说，你七妈还说她是没有儿子，如果她的儿子也在外地工作的话，也不会同意他回来。

中国网：这句话听着特别辛酸。

周秉钧：当时大概是12月下旬，我回到广州是12月底。我是1976年1月7日从广州回到部队，坐了一天的长途车。1月8日一个团晚上要开会，我们师长让我在会上做一个发言，我也准备了。结果这个会开到一半，还没有到我发言的时候，突然一个参谋找我，说有你的电话。我这个时候就怕接电话和电报，结果是我的老婆打来的。她问我收到电报没有，我一听就觉得坏了，但是我还抱有一线希望，我儿子那时候才2岁多，住在衡阳他姥姥那儿，我就问她衡阳来的，还是北京来的。如果是衡阳来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孩子生病了，她说是北京来的。我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我问怎么说的？她说“七妈嘱：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北京。”我就知道老人家不在了。我说一定要回去，要见他一面。我说你马上让梁处长帮买两张去北京的飞机票，明天中午的。因为正好明天我们师里有一架小运输机到广州去，我可以赶上中午去北京的那个航班。

当时我回到会场，该我发言的时候我说不出话来。师长说怎么了，是不是独立大队出事了。我说独立大会出事会找你，不会找我。会后我把师长拉到我的宿舍去，他一听消息眼睛就红了。我和他说我要回北京。我为什么没有接到电报？因为我7号回到部队，邮电所不知道我回来，营业员是我们一个同学的夫人，她知道我在休假，他们以为我没有回来，就把电报送到指挥所，所以当天电报没有到我手里。

师长给我请假以后，就给航行科打电话，说：明天去广州的那架飞机听我的命令再起飞，没我的命令不许动。第二天我就过去了。我老婆、政治部的一个干部到机场接我。我就问我老婆，我说票买到了没有？她说没买。我说为什么没买，来不及了。结果那个干事过来说，你先别着急，首长们要见见你。我说这个事和政治部有什么事呢，这是我家里的事呀。他说你到了就知道了。

我中午才到了司令部，在一个礼堂里面。那天他们在开动员机关的孩子们上山下乡的会，几个领导都在上面，包括政委、副司令、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这些都是广州空军的。他们的会议刚开完，我们也到了。他们没下台，在台上。我和我老婆就在他们的主席台的对面坐下，政委说“周秉钧同志，情况是这样的。你爱人昨天让梁处长帮助买票的事情，梁处长一看电报不敢作主，请示到参谋长，参谋长也不敢作主，最后又请示到空军的张司令那里。”张司令给我伯母那里打电话，赵炜秘书接的，说还是按照邓大姐电报的意思办。所以他们就不敢放我了。

我说“朱政委，这一辈子我都听伯伯和七妈的话，这一次我要违反一次，见伯伯最后一面。”我又哭了，他们也哭了。朱政委说我再给张司令打一个电话，就到后台去了。这时台上我们广空的一位领导好心地提醒我：你直接给你伯母打电话吧。我说我不能打，不打电话，我去了也就去了；打了以后她不让我去，我就根本动不了了。

坐下来以后，政委说“张司令说，总理事先有嘱咐，外面的孩子一律不要来京，尤其是秉钧在第一线，要坚守岗位。还有一点，总理明确要求，不保留自己的骨灰，骨灰要撒掉。”我一听伯伯临终前还专门点了我的名，这是遗嘱，不能违反。我一听就说那我不回去了，我马上回部队去。我们部队离广州还有400公里。政委说你现在心情不好，你在广州休息几天。我也没有心情吃午饭，到招待所休息的时候，我爱人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不回去，就你守纪律，你不去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