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决策过程相当不容易

中国网:聂帅的一生就是戎马生涯的一生。其实在他的一生经历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件，除了您说得很多战役之外，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两弹一星”，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事件。我们想听您为我们描述“两弹一星”的过程。

周均伦:“两弹一星”决策过程最早是50年代中期，1955年的1月份中央书记处开了一次扩大会议，由毛主席主持的，这次扩大会议决定我们要搞原子弹。当时的说法是讲要发展原子能事业，这件事情总是要做的，这是毛主席的说法。1956年的3月份决定研究导弹，钱学森回来以后，周总理主持军委会议，讲我们要研究导弹。那时大家说研究导弹该怎么办呢，就叫聂帅担任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主任，当时是研究导弹和飞机。

中国网:那个时候聂帅年纪有多大？

周均伦:55年、56年他应该是56—57岁。他就接下了这个重任。中央决定1月份搞原子弹之后，他是一月份领导小组的成员，56年3、4月份正式任命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到了58年，他接任国防科委主任，也是中央科学小组的组长，领导整个科技工作。聂帅在1956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工的时候，周总理宣布聂帅领导科技工作，包括民用和国防两个方面。

中国网:当时的担子很重很难。

周均伦:起步阶段很难。最困难的大体是四个方面，第一个困难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技术基础比较薄弱，搞两弹是尖端科技，这些都是国防尖端事业。

中国网:而且外面没有需要外边的援助，都是自力更生的。

周均伦:开始的时候是，1956年10月份聂帅到五院成立大会上面讲话，确定了五院建院的方针，主张自力更生。中国人要争一口气，当时成立的时候只有200多人，在车道沟那里开会，还是借了一个部队机关的食堂开的会。后来他说你们在座的都是骨干，将来都是搞导弹的工程，只要大家努力，相信中国一定能搞出来。

中国网:刚才您讲到技术上的困难，第二点呢？

周均伦:技术方面的困难，说起来是尖端技术。我们的经济技术基础比较薄弱，这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有很多特殊的要求，特别精密、耐高温、耐潮湿各种各样材料方面的要求。有的误差都是用头发的几分之几来计算的。当时中国哪有这方面的条件，所以这是最大的困难。

第二个困难，我们当时因为知道自己的技术薄弱，争取苏联的援助。苏联开始的时候，聂帅1957年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达成了一个协定，1957年10月15日达成一个协定。苏联57、58年对我们在国防尖端技术起步阶段起到了作用。

中国网:他们起到了什么样的帮助？

周均伦:协议里面规定，技术层面研究上帮助我们研究导弹、原子弹。还有现代化的作战飞机，还包括基地。因为导弹、原子弹都要试验的，要建基地。建基地一般的人不大注意，这个是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建在西北沙漠戈壁的深处，真是不容易。苏联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导弹的样品，那个时候代号叫“1059”，还提供了地控导弹的样品。所以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对我们的起步是有帮助的。

到了1959年，出现变化了。这个和国家政治结构有关，也跟两国的关系有关。因为当时的苏联领导集团是赫鲁晓夫，他想给我们建传播台、联合舰队，因为主权问题，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是不会答应了，这就引起了他们的不高兴。所以到59年，聂帅在庐山开会的时候，二机部接到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来信要求要停止，他们的借口是当时日内瓦禁止核实验的问题，他们是和西方进行谈判。利用这个借口停止对中国的原子弹的援助，原子弹的样品也不提供了。

后来到60年，他们的全部专家就撤走了。撤走以后，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借鉴和依靠的东西，他们的专家把资料都带走了。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没有苏联的援助怎么办？

第三个困难，就是从59年到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我们政策上的失误，所以国内出现了经济困难的严重局面，很多地方吃不饱、挨饿，包括我们的专家都出现了营养不良。

中国网:搞科研的难度更大了。

周均伦:色盲、浮肿，当时这样的情况很多。下面怎么进行呢？当时聂帅讲，这些科学家都浮肿、色盲，怎么再搞科研工作？聂帅当时自己生病在医院里，他把秘书找过去，说用我的名义向海军、广州军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南京军区几个比较沿海的、条件好的军区发募捐倡议，请求他们援助副食品，来提供给科学家，保证科学家的营养和身体健康。

中国网:这个举措特别重要。

周均伦:而且聂帅规定，这些东西要来以后，行政和政工干部一律不准分，统统分给一线的科技人员。所以当时的专家领副食品的时候，真是很多人感动得流泪。

中国网:觉得很温暖。

周均伦:像五院的政委刘有光说，我没有分一两肉，如果分了就开除我的党籍！当时真的都是给了科学家。

第四个遇到的困难跟前面有关系，前面三个困难综合起来，在我们内部发生了争论。60年是苏联专家撤退，到了61年，我们在北戴河开了一个国防工业委员会的会议，这个会议上面就出现了分歧。有的人讲现在这么困难，肚子都吃不饱，还搞什么两弹？不要搞两弹了。

中国网:今天看来这个说法没有远见，但是当时的情况特别严峻。

周均伦:他们提出的就是前面的三个困难，这个理由是存在的，确实是事实。这是一种工作上面的分歧，不能讲他们是无缘无故不想搞。聂帅就做了说服，他经过了解以后，在会上分析了我们的有利条件、不利条件，最终他说服了大家。

中国网:当时那一派的力量大吗？

周均伦:人不少，因为聂帅到了北戴河，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反映，看到了简报，他觉得问题严重了，他就到会上参加会议。他在会议上分析，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搞下去，如果我们这样一耽误落下来，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一耽误下来再接下去就很困难，现在的工作我们不断线，继续努力还是可以的。经过他的说服，因为聂帅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的威信，所以他一说服以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都表示赞成。

这样他回来以后，就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61年8月20日写了关于导弹、原子弹应该坚持攻关的报告。这个报告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邓小平同志、刘少奇同志等主要领导都批准了，批准以后大家就没有反对，这样研究才继续进行下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