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直言、毫无私利的将军

中国网：您父亲性格一向都是刚正不阿的。

黄楠：他是非常温和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

中国网：这是在您心目当中对父亲的印象。

黄楠：他对人非常好，是一个非常爱惜同志和会关心人的人。

中国网：您父亲就一直是敢于谏言，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时候，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受到了一些批判和打击，当时您父亲的心里是怎样想的？

黄楠：他如果认为一个决定是错误的，就一定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曾经在战争中因为战役上的错误，红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打湘江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提出很多意见。打完湘江以后，他从师长、师政委职位上撤下来，在整个长征途中没有担任主要领导职位，而是当军事审判庭的庭长、侦查队队长的职位。他戴着1000多度近视眼镜，当侦查队的队长实在也是很为难他了，但是没有妨碍他提出自己的意见。

红军长征快结束的时候，他向组织提出要加强红军政治思想工作，克服军阀主义的影响等等，又恢复了工作。后来在陕北搞抢救运动，整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我父亲在这个地方，了解了情况以后立刻就抵制，不但他自己完全没有搞抢救运动，而且建议新四军不要这样搞，所以新四军后来没有采取这种错误的做法，从团结同志和发展根据地的角度上讲有很大的贡献。

最突出的问题当然是1959年，当时本来没有让他上山的，但是后来毛主席因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想让我父亲上山支持毛主席。但是我父亲上山以后，说成是搬了一个“反兵”来了。其实我父亲上山是批评彭德怀的，跟彭德怀聊天以后说：“老总，你不应该这么提，你的话有刺不好，不利于工作。”批评彭德怀写信有个人意气的成份在里面，但是他在开会的时候仍然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彭德怀的意见是要纠正党当时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已经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如果不纠正的话，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他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而且，这件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毛主席曾经专门找人跟他们谈话，可是我父亲却一条一条地驳斥。我不是要报彭德怀的救命之恩，跟彭德怀有私交，是因为你派我去做总参谋长，我才给彭德怀干活的。在他的心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后来人家跟他说，这种情况下，你要保护自己的话就得要落井下石，他说我没有石头，所以坚决拒绝这种东西，在这里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彻底的无畏。当时完全置官位、生死于度外。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情况急转直下，他被打成“反党集团”，但是当时他的态度是坚决不肯认错。后来是因为有人动员他，说是你看这么多中央委员，这么多的人都在这儿开会，都没有人下去做事情了，你们不检讨，这个会议就开的没完没了了。来谈话的人是非常懂我父亲的，那么他和彭德怀都被逼着做检讨。而做检讨这个事情成了他这辈子最内疚的事情，他说我在庐山会议上最大的错误就是我后来做了检讨，他说我这个检讨不但没有对纠正党内错误起到作用，相反使党内说真话的氛围没有了。

所以，有了这个教训以后，在文化革命当中，他是再也不肯说任何一句违心的话。最明显的是后来被抓起来的时候，人家让他做检讨，他是跟专案组斗争得最厉害的一位，他从来不给自己戴高帽子，最后叫人家给逼急眼了，人家说你是什么人？他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这辈子给自己戴上最大的一个帽子吧。

我父亲在战略的位置上很有眼光，进军东北，是他第一个提出的，而且提出了很具体的派部队的计划，后来基本上按照他那个计划去办的。抢占东北是中国获得胜利的非常关键之举，我觉得他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用林则徐的话来说是“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我自己觉得，这可能是我父亲最重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