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云的爱人郑位三同志

蒲云的爱人郑位三同志

蒲云的爱人郑位三同志

郑位三同志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红二十五军，新四军第二师、第五师，前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郑位三同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表现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

百折不挠，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郑位三同志革命一生，战斗一生，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不畏强敌，不避艰险，多次受命危难，百折不挠，屡建奇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安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反动派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捉拿包括董必武、郑位三在内的92名共产党员。在一片白色恐怖、县委主要负责人脱离革命队伍的情况下，郑位三大义凛然，处变不惊，果断地将县委机关转移到七里坪，还派人分赴各乡，号召党员、农会干部坚定信心、坚持斗争。他还主动联络戴克敏等人，商议重组黄安县委，并受命担任代理县委书记。他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紧紧依靠群众，大力组织革命武装，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9、10月间，他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组织领导了著名的黄安“九月暴动”，由此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32年10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川陕。郑位三受命危难，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和游击总司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任。他像中流砥柱，保持着必胜的信念，坚持不懈地进行各项工作。他一面动员区、乡干部深入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握锄，坚决同敌人斗争；一面积极恢复和建立地方武装，在不长的时间里，就组建了6个独立游击师，总计5000余人。1933年是大别山斗争最为残酷的时期，郑位三同志始终高擎革命斗争的大旗，领导着鄂东北部队和群众进行反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他生活艰苦朴素，作风踏实无华，爱护战士，教育干部。他和战士们一样，天当被，地当床，野菜树皮当食粮。他经常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善于应用部队先进事迹和英雄人物的实例，指出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剩下少数人也要坚持战斗，争取胜利。在他的鼓舞和带领下，部队和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争情绪。

1934年11月，郑位三同志作为鄂豫皖省委秘书长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南后不久，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为配合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决定西出甘肃，北上陕北。郑位三同志再次临危受命，留下坚持斗争，担任鄂豫陕特委书记。面对敌人20多个团的残酷“清剿”，郑位三同志毫不动摇，他和陈先瑞等同志一道，将各路游击武装合编组成红七十四师，集中力量与敌人周旋。他冷静地分析形势，准确地判断敌情，采取“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与敌斗争，先后3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在严酷的斗争中，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旗始终不倒，红七十四师亦由600余人壮大到2000多人。对此，贺龙同志曾高度评价说：“红七十四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郑位三同志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屈不挠，百折不回。“文化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威武不屈，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坚贞气节，大义凛然，坚持原则，革命信念坚定不移，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和坚贞的革命气节。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傲然风骨

在数十年的风雨岁月中，郑位三同志注重调查研究，执着地追求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不人云亦云。

早在1931年初夏，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进行错误“肃反”时，郑位三同志就不顾个人安危，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做法进行抵制。他认为肃反扩大化是红军自杀性的破坏方法，会引起全党全军的恐怖，严重地脱离群众。1933年3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鄂豫皖苏区又一次错误“肃反”，郑位三同志再次勇敢地进行抵制，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批判。但他毫不妥协，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

1943年11月，郑位三同志以华中局党代表的身份到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工作，上任伊始就与李先念、任质斌等领导整风运动。在他的正确领导下，五师和边区没有搞“抢救运动”和“逼、供、信”。当康生从延安给鄂豫边区党委来电介绍一些地方搞出多少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所谓“经验”时，郑位三同志坚定地说：“共产党员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干部中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特务、反革命，就不能把好人当特务、反革命抓。”对康生给边区党委转来的某某人是“叛徒”、某某人是“特务”的“材料”，郑位三及边区党委更没有简单从事，而是本着实事求是和对党员、干部负责的态度，认真细致地调查研究，澄清事实，妥善处理，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党的干部。为此，他赢得了五师和鄂豫边区广大干部的普遍赞誉。

1946年春夏之际，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准备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大规模全面内战。大战之前，郑位三同志牵挂着一大批抗战期间成长起来的党的干部的安危。他与其他领导同志商议，对大批在地方工作的干部和不能随军突围人员作出了符合中原地区的实际的组织决定，为保护中原军区大批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一些干部却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57年“反右”运动时，许多同志由此背上罪名。得知这些情况后，郑位三同志主动承担责任。他与陈少敏同志联名给中央组织部写信，详陈当年所作决定的实际情况，要求组织上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原突围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遭到批斗，有人说他们向中央组织部写信是为叛徒辩护，充当保护伞。然而，身在逆境中的郑位三同志，始终认为这样做没有错。他这种坚持真理、敢作敢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赢得了广大的新四军老战士的由衷敬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终于作出决定，为因中原突围而遭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