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送别彭真同志

１９２９年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遭受酷刑摧残，坚贞不屈，组织被捕同志同叛徒、敌特进行斗争，减少了党的损失。在狱中秘密组织党支部，任书记，组织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１９３５年刑满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６年，任中共北方局代表、组织部部长，并直接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他支持刘少奇同志提出的白区工作基本方针和策略原则，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评和纠正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及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巩固和发展“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胜利成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３７年５月，作为白区代表团主席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会议上发言强调，党在白区的工作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形式，广泛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同时必须坚持党的独立性。接着，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论述后，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认定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真同志参与部署党在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１９３８年他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同聂荣臻等同志一起，发展、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提出并实施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以及土地、经济、劳动、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他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据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晋察冀边区被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１９４１年，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分析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说明了确定边区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根据和不同时期执行政策的重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这个汇报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由中央批转各根据地党委。此后，留在中央，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参加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１９４４年参加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任历史报告委员会成员、组织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延安，他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在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为培养党的领导骨干，为开展敌占区、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１９４５年，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总结了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精干隐蔽，利用合法形式，团聚群众，蓄积力量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８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党的七大作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彭真同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在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变化急剧的情况下，严肃执行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决定、指示、命令，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迅速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为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１９４７年，回到中央，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指导晋察冀工作。１９４８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１２月兼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１９４９年９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