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广播”回忆开国大典

(法制网记者 杜萌)

走进今年86岁的杨兆麟先生的书房，与这位新闻前辈相对而坐，聆听他回忆开国大典的亲身经历是一种享受。

杨兆麟于1923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1949年9月30日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的采访，以及1949年10月1日对开国大典的采访，是他职业生涯中无比珍贵的经历。

毛主席用的话筒是精心挑选的

“看过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段镜头吧？”杨兆麟问记者，“你注意到毛主席面对的那个扩音话筒了吗？”杨兆麟向记者透露了那个话筒的来历———“那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最好的话筒，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话筒”。

在杨兆麟的讲述中记者获知，开国大典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安置着两个一模一样的话筒，一个安放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专为领袖们讲话设置，另一个是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的播音员设置的。

杨兆麟告诉记者，就在几天前，与他年龄相差不多的李志海来他家，带来一张老照片的复印件。老照片上的李志海正在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话筒前的毛主席调整话筒高度，那张老照片是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上“扒”下来的。

“李志海是我们电台的技术人员，有关开国大典上播音的技术细节，他全都清楚，因为天安门上的两个话筒就由他负责。”杨兆麟说，“后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用过的那个话筒和毛主席按下电钮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那面国旗，全都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新中国领导人从我们身旁经过

194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3点钟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决定用“实况广播”向全国人民报道现场情况，具体要求即通过广播设备，把现场的实际情况、音响和播音员的解说同步播出。

杨兆麟记得，播音话筒原来安放在天安门城楼走廊的最西端，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参加观礼的人太多，嘈杂的人声势必影响实况广播的质量，他们不得不从城楼最西端挪至靠中间位置，“天安门上总共有五面红旗，我们搬到第二和第三面红旗的中间位置”。

杨兆麟与胡若木作为广播电台编辑与播音员丁一岚、齐越4人并排站立，他们所处的位置视野开阔，可俯瞰天安门前经过的队伍，是现场报道的最佳位置。

“天安门那时没有电梯，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他们都是走西侧楼梯上来的。”杨兆麟回忆着，“他们都从我们身旁经过。”就在前一天，杨兆麟与同事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进行了报道，第一次近距离地与新中国的各位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相处，但在天安门城楼上再见到这些国家领导人时，他依然心情激动。

“我当时26岁。”杨兆麟说，“毛主席要在这里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我们为此做现场报道，广场上有那么多激动万分的群众，身后就站着受人民爱戴的领袖们，真的是很激动。”

天安门广场架起诸多“九头鸟”

开国大典举行之前，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做足了准备工作。

杨兆麟记得，电台编辑人员当年一次次采访受阅部队，一次次前往阅兵式和分列式演习现场观摩采访，事先还对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农村参加游行的干部群众进行了采访。写成的广播稿是要在实况广播中插播的，那些稿件全都经过大家的反复讨论，不断修改。

记得在一次演习时，朱德向北京新华广播电台负责人询问实况转播的准备情况。如此庄重的重大场合，如果广播技术上出现问题怎么办？朱老总担心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时会出现播音技术问题，于是，朱老总要求广播电台派人到中南海事先为他录好音。虽然这份录音资料当天没有使用，但却成为建国历史上一件珍贵的文物资料。

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预计将有数十万人，尽管当年的天安门广场的面积没有现今这么大，但如何让全广场群众听清天安门城楼上的扩音声，这的确让广播工作人员颇费脑筋。由于器材设备简陋，考虑到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无法承担更大音量的播出，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将9个普通扩音喇叭焊在一块金属板上，果然音量巨大，大家欣喜地称之为“九头鸟”。当天安门广场架起诸多“九头鸟”时，发愁扩音问题的电台工作人员大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