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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8月30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谴责其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重申中共中央7月28日复信中的立场，不参加分裂会议。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此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致中断一切联系。我当时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亲历了这个全过程。
中苏之间书信往来商讨停止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随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联报刊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对于苏共的攻击，中共进行了反击，并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九篇文章，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同苏共展开大论战，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苏大论战期间，中苏之间除公开发表论战文章，还通过信函，就一些问题进行争辩，交换意见，也提出过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等建议。1963年12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的致毛泽东主席的信。这封信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毛泽东鉴于当时中苏大论战的实际情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考虑到我们对苏共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2000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
1964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虽然提出要加强国际团结，但仍高举反华旗帜。在这次全会上，苏斯洛夫作了题为《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苏斯洛夫在报告中说：“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公开而有力地反对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的行动。2月15日，全会通过了《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决议。决议说：“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恶化苏中两国关系、破坏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方针。他们拒绝了苏共中央关于使苏中关系正常化的一切建议，在中国国内加紧反苏宣传，粗暴地干涉苏联的内部事务。”决议说，这“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使苏共离开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方针。会后，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信函（2月12日信），号召开展反对中共的运动。
对于苏共的反华言论和行动，中共进行了反击。1964年2月18日下午，杨尚昆约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质问苏共为什么背着中共散发反华的文件，进行分裂、派别活动。
2月20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指出苏共领导一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背着中共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反对中共的信件，策动新的反对中共的运动。复信在批驳苏共领导的两面派手法后，提出：“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各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交给我们。我们将在研究你们这封信之后，作出我们的答复。”这封复信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的，并经他阅批后发出的。2月2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受中共中央委托，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口头通知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当时，在中苏两党往来信函中，中共中央发给苏共中央的每一函件除了提供中文正式文本外，还都附有俄文译本。而由苏共中央发来的函件只有俄文正本。那时，无论是把中文正本翻译成俄文，还是把苏共的俄文正本翻译成中文，都由我们中办翻译组承担。随着双方论战日趋激烈，我们在翻译中也更加小心翼翼，力求准确无误，避免翻译中的用词不当造成“节外生枝”。在翻译196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信时，我们翻译组的几个同事在译“要求”一词时，为如何用俄文表达反复推敲，颇费了一番脑筋。俄文的“Требовать”“Просить”都有“要求”的意思，前者语气强硬，后者语气谦和，大家对使用前者还是使用后者意见不一致。最后还是使用了“Требовать”这个语气强硬的词。
2月22日，苏共中央接到中共中央的信函后，迅速给予了答复。显然，中共中央的信函内容和措词使苏共领导勃然大怒。他们在复函中语气尖刻，并特别指出我们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甚至说“难道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
对于苏共来信的责难，中共中央于2月27日给予了答复。信中除了继续驳斥苏共领导外，还专门写道，你们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是我们要求你们，而不是请求你们把2月12日的信送给我们。在中国文字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么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这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2月12日的信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这封信件发给我们。
1964年2月29日，时隔三个月后，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1963年11日29日的来信。复信中涉及“停止公开论战”、“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苏两党会谈”以及“中苏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如边界、援助、苏联专家、贸易问题）”。中共中共在复信中建议中苏两党会谈在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举行；中苏会谈后举行筹备会议，该会议由17国党的代表（13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尼、日、意、法）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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