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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3月1日，周恩来用两个多月时间出访亚非欧十四国。
进入五十年代末，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到1963年底，非洲的独立国家已有34个，中国已同12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时，美国、苏联以“经济援助”、“技术合作”为名，加紧对非洲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渗透，并挑拨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在错综复杂、激烈动荡的国际形势面前，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出访这些国家，支持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打破美国、苏联、印度企图孤立中国的局面，便提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日程上来。
周恩来一行，是在12月13日下午飞离昆明的。陪同周恩来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等，14日中午抵达阿联首都开罗。在披上节日盛装、飘扬着两国国旗的机场，周恩来受到热烈欢迎。群众高举的横幅标语上写着：“阿联的朋友周恩来，欢迎你”，“阿联和中国的友谊万岁。”
当晚，纳赛尔总统设宴招待周恩来，纳赛尔怀着真挚的感情说：“我亲爱的朋友，你在这里将会看到有许多人早就期待着你们前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你将会看到，他们全都对伟大中国的革命和她的决定性胜利怀着无限的钦佩和赞赏。”
17日，在塞得港市市长马德丁·鲁什迪举行的欢迎会上，周恩来盛赞阿联人民保卫塞得港、保卫苏伊士运河的英勇斗争。他说：“帝国主义要霸占苏伊士运河，阿联人民把他们打败了。帝国主义说阿联人民不会管理苏伊士运河，阿联人民把这条运河管理得更好了。帝国主义破坏了塞得港，阿联人民把这个城市建设得更美丽了。”
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一行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这是一座傍山而建、俯视蓝色地中海海面的秀丽山城。访问中，周恩来同阿尔及尼亚总统本·贝拉进行会谈。
12月27日中午，周恩来抵达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开始为期三天的访问。
年仅34岁的穆莱·哈桑二世国王承袭摩洛哥民族热情好客的传统，特意将自己在王家公园内的豪华别墅———和平宫让出来给周恩来下榻，并亲自在和平宫迎接。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我国国内正在从事开发石油的大会战。继在阿联、阿尔及利亚参观现代化炼油厂以后，周恩来在摩洛哥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意大利、法国帮助建设的一座炼油厂。回国后，周恩来立即指示石油部派出一位总工程师前往摩洛哥考察。十天后，周恩来和陈毅联名，把出访阿联、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所看到的这些情况，专门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这些国家用外援兴建或接管的新工业，都采用现代化的设备，特点是投资少、设备新、自动化程度大、收效快、用的劳动力少。这对于我们进口工业装备和进行援外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结束摩洛哥之行后，周恩来等在12月31日开始到地中海北面的陈尔巴尼亚访问。他同霍查、谢胡等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举行了八次会谈，就国际形势和两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交换意见，还访问了斯库台和发罗拉等城市。两国总理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
接着，周恩来从阿尔巴尼亚飞回非洲，访问突尼斯。中国和突尼斯过去相互都缺乏了解。为了深入探讨对方所关心的一些敏感问题，中国方面建议，由周恩来同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进行单独会谈，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
1964年1月9日下午，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在国际会议上要努力寻找共同点的问题。他说：“不论什么国际会议，只要能找到共同点就有意义。亚非国家有共同目标，这就是摆脱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落后状态，实现经济发展，促进友谊。不论各国属于什么制度，只要这个制度是人民自己选择的，亚非各国之间就一定能找到共同点。”“我们这次访非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作，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愿意和突尼斯发展友好关系。”
周恩来“求同存异”的精神终于打动了布尔吉巴。布尔吉巴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就在这一天，两国关系获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和突尼斯的《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1月10日深夜，周恩来离开突尼斯，向南飞越世界面积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开始对西非三国访问。11日上午，抵达加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
加纳是西非第一个冲破殖民主义枷锁获得独立的国家。克瓦米·恩克鲁玛总统曾向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提出希望周恩来出访西非时首先访问加纳的要求。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力量有限，但仍愿对这些新独立的经济同样落后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见效快的、同受援国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经济和技术援助。1月15日，周恩来同恩克鲁玛会谈时，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在答加纳记者问时向国际社会宣布：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第一，中国政府一绩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对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周恩来提出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成功地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精神运用到对外经济关系中。它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根本的区别，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基本准则。
1月16日上午11时，周恩来抵达马里共和国访问。
1月21日，中国和马里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正式写进公报中。
21日上午8时半，周恩来“满载马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并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的祝福，飞离马里，前往几内亚共和国访问。10时，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沿途受到科纳克里群众倾城而出的欢迎。
苏丹位于非洲东北角的红海之滨，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27日下午3时，周恩来一行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率领苏丹高级军政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这天晚上，通晓中外历史的周恩来在阿布德为他举行的国宴上讲话时，从中国和苏丹两国人民有着深厚友谊的角度，赞扬苏丹人民惩罚了中国和苏丹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英国侵略军军官查尔斯·戈登。戈登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参与英法联军火烧北京圆明园的活动。1874年，他被英国派到苏丹担任总督。1885年，苏丹人民起义军在民族英雄马赫迪率领下，攻克喀土穆，戈登在总督官邸被起义军用长矛刺死。
1月30日上午，周恩来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帝国。七十多岁的海尔·塞拉西皇帝邀请中国政府总理来访，但又迫于美国的压力，把会谈地点安排到远离首都的北部城市阿斯马拉。阿期马拉坐落在海拔二千四百米的高原上。按照国际惯例，这样做是不礼貌的。但是，周恩来充分体谅东道主的难处，决定前往阿斯马拉。
会谈中，塞拉西皇帝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同索马里的边界争端中支持了索马里，理由是“中国援助索马里”，“索马里会利用中国的援助来反对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周恩来耐心地解释说：“我们一向坚持万隆会议精神，我在同索马里总理的谈话中，一再强调了我们对埃、索争端采取不介入的立场。”
周恩来通情达理的一席话，驱散了笼罩在塞拉西皇帝心中的阴影。他表示感谢周恩来的承诺。
这以后，塞拉西皇帝努力推动中埃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两国终于在1970年正式建交。
2月1日中午，周恩来抵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受到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总理和首都市民载歌载舞的欢迎。这天晚上，在舍马克举行的国宴上，周恩来追溯了中索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他说：“十五世纪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在他著名的远航中，曾多次访问过摩加迪沙和索马里的其他地方。在此期间，也曾有过索马里的友好使者到中国进行访问。所有这些历史上的友谊的佳话，为中索两国人民世世代代所传颂。”
周恩来出访的十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几乎都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在索马里时，周恩来再次重申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虽然承认中国已成为一种趋势，但“联合国是否能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并且驱逐蒋介石，那还不能肯定”。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
周恩来这次出访，举世瞩目，是一次伸张正义、扶弱抗强的壮举，是中国发展同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特别是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处理同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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