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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会议是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赤道线上环境幽静的山城万隆召开的。这是渴望主宰自身命运、团结反帝反殖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自主召开的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29个亚非独立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会议。我国派出了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对这次会议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围绕着亚非会议，除了外交上的公开谈判斗争外，在无形战线上的斗争始终是相当惊险激烈的。
1955年3月份，我国安全部门获得情报，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利用亚非会议的机会制订了谋害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计划，代号为1。（当时宋庆龄和郭沫若同志也要出国访问，谋害代号为2和3。）
关于中国代表团去印尼的路线，最初酝酿的方案，一是乘船，租一艘荷兰的轮船；二是乘飞机，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拟飞香港—雅加达国际航线。
4月上旬，我方再次获得确切情报：台湾特务机关阴谋利用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大家都为周总理及代表团的安全担忧。这时科伦坡发起国提出为做好大会准备工作，要在缅甸开一个小型会议，邀请中国总理周恩来参加。
去缅甸同样还是飞机和航线问题，因为时间紧迫，决定另包一架印度飞机，改飞北线（昆明—仰光—雅加达），并先行试航。4月7日，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同志送周总理到昆明，等待试航结果。在4月9日下午，终于传来了试航成功的喜讯，我们非常高兴，经研究决定代表团走北线。周总理在昆明给邓颖超同志打了电话，说他虽然不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其他几位同志要乘，请她转告罗青长同志研究清楚情况后，由外交部通知英国临时代办杜维廉，要求务必保证中国人员的安全。根据总理指示，外交部紧急约见了杜维廉，将我方所获的情况告知，并提请香港当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4月11日下午接到北京电话，报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掉联系，并有外电报道说听见南海有一大的爆炸声……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等待“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消息。晚上接北京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发生爆炸，在南海坠毁，机上的中国代表团8名工作人员和越南代表团1名工作人员以及同机前往的波兰和奥地利的2名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这是个沉痛的事件。经调查，当中国代表团改线的决定正式告知英国当局并公诸于众后，台湾特务机关随即撤销了在香港暗杀周恩来的计划。由于我方先行到达香港的部分代表团人员是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特务分子仍然没有放过进行破坏的机会。一名特务伪装加油工，趁为飞机加油的机会，将一枚定了4个小时的炸弹放进了飞机。当飞机飞行到纳士纳岛附近上空时爆炸。
此事件发生后，周总理非常气愤，4月15日在仰光同尼赫鲁总理专门谈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问题。周总理提议，由印度方面派一名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这一事件。最后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斯和我方熊向晖共同到香港进行调查处理。经过尖锐的斗争和反复交涉，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英国当局终于承认这是一起以周恩来和亚非会议为目标的政治谋杀案。
正在这紧张时刻，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同志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警卫工作除姚力同志带二三个人打前站已到雅加达外，当时总理身边只有我一个人了。同志们都十分担忧总理出国后的安全，邓大姐为此写信给总理表示惦念之情。总理平静地对代表团及当地同志们说，我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为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来，即使发生了意外也是值得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在给邓大姐复信中说：感你的好意和诤言，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11日晚，中央做出紧急决定，派杨奇清同志以代表团顾问身份去印尼，全权负责会议期间的安全警卫和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同志为总理警卫，要求绝对保证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同志的安全。外交部紧急办理好杨奇清、李福坤二人的护照专程送到昆明。由于情况紧急，李福坤同志来不及做衣服，只好将就用何谦的行装。
4月14日，周总理不顾个人的安危，仍按原计划率代表团迎着南国的酷暑，毅然踏上飞往千岛之国的航程。在仰光停留两天，周总理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理纳赛尔举行了会晤。4月16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及代表团全体成员从仰光飞往雅加达，又发生了一个意外。当飞机飞到新加坡上空时，遇到了雷雨区，因代表团乘坐的另一架“空中霸王”号飞机，系中型无密封，不能飞越雷雨区，只得被迫降落。当时新加坡尚未与我国建交，对机场情况又一无所知，我们都很紧张，主要担心代表团的安全问题。杨副部长和我们研究的意见，决定都不下去，在飞机上等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同意我们的建议。当飞机停稳后，机场老板亲自登机邀请周总理到休息室休息。总理接受了老板的邀请。当步行至休息室门口时，廖承志同志一眼就发现了两名面孔熟悉的国民党特务等在那里。进休息室后，廖承志同志向我们说，要特别注意那两个人。由于情况比较紧张，决定我在里边，李福坤同志站在门口。然而周总理却泰然自若，沉着冷静，一边吃着老板亲自送来的茶点，一边与麦克唐纳总督闲谈。就这样在新加坡机场停留了近两个小时，飞机才重新起飞。而那两名特务也走了。
到达雅加达时，中国代表团受到了印尼人民与众多华侨的热烈欢迎，沿街人山人海，他们挥舞着两国国旗，喊着“中国万岁”，“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同时也有一小撮坏人夹杂在队伍中骚扰起哄，并呼喊反动口号。美国还派了一个庞大的成员复杂的新闻记者团，国民党也派了特务煽动少数反动分子进行捣乱。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是将所获情报通报给印尼政府；二是明确提出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负责。据我们所知，印尼政府采取了临时拘留嫌疑分子的措施。
会议开始后第三天（4月20日），我国驻印尼使馆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的原文如下：
“敬启者：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雅加达直属支部，于本年三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二十八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
暗杀队于三月十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币二十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二十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四十万盾，本月十九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将决定出发日期。
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一日至五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全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
这封信，送陈毅副总理看后，他说：“他们还要搞暗害，你们先研究个意见。”于是，由黄镇、杨奇清、陈家康和警卫组同志一起研究后，提出一是向总理报告，同时向印尼政府提交备忘录；二是加强随身警卫工作。总理同意递交备忘录，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负责，要求印尼政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杨奇清副部长同黄镇大使一起向印尼外交部递交了备忘录。
在代表团内部召开了紧急动员会，陈毅副总理讲了话，要求全体同志人人都做保卫工作，他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杨奇清同志做了内三层、外三层、内外结合的具体而详细的布置。有一次，总理去会见几百名记者，要经过一个人员复杂的地段。杨奇清同志便指定康矛召、申健二同志走在总理的前面，他说，你们俩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而且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可以挡一挡。就这样，总理每次出门，除已有的保卫部署外，还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特殊的安排，通过我驻印尼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及有组织的向进步华侨做工作，加强了各方面的防范措施。
当时，印尼政府派一名陆军上尉为随身安全官，护卫摩托7辆，由一名排长负责，专车司机是运输公司派的一名50多岁的老头儿。提起司机老头，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据使馆同志介绍，当时一说给中国代表团周恩来开车，有4个人都抢着要来，最后4个人抓阄，结果老头抓到了。根据情况，我们给他们做了几条规定：一是团长的车工作完了要停在代表团住地；二是司机和随身警卫白天工作完了原地休息，可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三是其他人工作完了可以回去。同时，十分注意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休息，请他们吃中国饭，杨奇清同志还代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向他们赠送了纪念品。这使他们十分感动。老司机和安全官说，我们活了这么大岁数，没见过像中国总理这样卓越的人物，也没见过像中国代表团这样平易可亲的高级官员，我们衷心地愿意为中国代表团服务好。
4月24日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亚非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几天来，总理过度劳累，我们心里都十分焦虑不安。常常是一整天的会议后，还要会见各国代表、进步华侨和新闻记者，各国代表团相互宴请活动又很多，还要彻夜办公至天亮。每次总理一出会场，就被数十名记者和群众包围，请求签名，有的挤在总理身旁让别人拍照留念。这一天因为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再加上会议的紧张气氛，等在外边的记者和群众特别多。就连总理抽空吃点心时，也有几十人围在他身边，虽然不能签名，便轮流站在总理身边请人拍照留念。
与会的一个国家的总理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这样伟大的总理；万隆会议闭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将永远在亚非人民的心中飘扬。闭会的那天，有十多个国家代表团邀请中国代表去参加他们的庆祝酒会。尽管周总理10多个小时没休息，此刻却精神振奋。他在一个多小时内竟连续出席了几国代表团的酒会。我们也都沉浸在历史性的欢乐之中，几天来的疲惫之感顿时烟消云散。当时，我算了一笔账，在亚非会议的7天里，周总理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的觉。我们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比总理睡得多，但也从未脱过衣服，只是在沙发上靠一靠或躺一躺。我跟随总理20多年，最紧张的时刻就数万隆会议的7天。
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所做的杰出贡献已载入史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遇难的烈士们将永远为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所纪念。正像总理所预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万隆会议制定的各国和平相处、发展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精神，将更加深入人心，发扬光大。周总理的工作精神不仅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而且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不朽贡献。
（本文出自世界知识出版社所出《万隆精神 普照大地——纪念亚非会议50周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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