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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2月21日，周总理访问伊斯兰堡,在巴基斯坦大厦中留言。图中后排左一是英文翻译冀朝铸，左二为本文作者。
1964年2月，我有幸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随同周总理访问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现名斯里兰卡)三国。
■春节访“胞波”
在仰光机场上，代表团受到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已是周总理第五次访问缅甸了。
老相识、老朋友一起亲切地握手，话旧，谈家常。缅甸朋友谈起了前一年刘少奇主席的访问，谈起了受到仰光65，000多观众热烈欢迎，谈到了北京的烤鸭，也谈到了四季青人民公社和长江大桥。中国客人回忆起奈温将军四次到中国访问的情景，谈到了缅甸政府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颠覆阴谋、铲除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方面所作的重大努力。所有这些无拘无束的谈话，使人觉得就像置身于春节期间国内的亲朋聚会中一样。正是由于主人的这种深情厚谊，周总理这次访缅，大部分时间是在风景如画的额不里海滩上度过的。
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还有我这个记者，曾经随刘少奇主席在前一年访问过缅甸，也曾来过额不里。大家都难忘那次也举行的海滩聚会。陈毅外长和奈温将军在沙滩上踢起了足球。在场的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对我说，你可以把这场面写进消息里，使消息生动些。我照她说的做了，还加上缅甸士兵打了一只大鹿，大家在沙滩上烤鹿肉等情景。
这回在海滩上，没有足球赛了。但我还是按照龚澎的想法，写进一些有趣的细节。陈老总在沙滩上高兴地发现一只罕见的活海参，它扭曲着，喷出小小的水柱。我把这场面也写了一下。
当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其他中国客人们换上了缅甸纱笼和拖鞋的时候，要把他们从缅甸主人中分辨出来就很困难了。每次晚餐，奈温主席和随行人员一桌又一桌地向中国客人敬酒，周恩来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也向缅甸朋友敬酒。在敬酒的时候，中国客人用缅甸话说：“达育—— —巴马—— —漆季也—— —地密也拔谢”和“快毛”，缅甸朋友就用中国话相应地说：“中缅友好万岁”和“干杯”。周总理还向每一位随团记者敬了酒。
两位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也在海滩上的独特环境下举行。我在当年写的《周总理春节访胞波》的通讯中写道：
“在一种缅甸朋友叫做‘蓬涅’的大树底下，摆上几张海滨乘凉用的躺椅，远眺着那印度洋的波浪，两国领导人就在那浪声椰影中畅谈起来。他们纵论国际大势，谈到了非洲的觉醒，谈到了新独立国家的人民建设祖国的愿望……不知不觉地天色已晚，在水天相接的地方映出绚丽的晚霞，和天上的一钩新月、几点疏星，组成了一幅绝美的图画。这时候，大树下的亲切会谈，还在继续进行着。”
会谈完毕，宾主走进餐厅。这时，奈温主席叫人拿来了缅甸的土产木薯和竹薯送给周总理。在前一天，他已经把一包在缅甸叫做“马豆”的豆子送给了周总理，这种小黑豆能长出粗壮的豆芽，在外国被当作营养品进口。这些黑豆、竹薯和木薯，这些朴实无华的礼物，将在它们的“胞波”之邦中国的土地上根深叶茂地繁殖下去，体现出两国人民之间纯真、亲密的友谊。
在离开额不里回仰光的前夕，随团记者在沙滩上搭起的大帐篷里过夜。已是夜深，周总理特意派人来我们住的帐篷里探望，问寒问暖。
■中巴友谊源远流长
周恩来总理一行应巴基斯坦阿尤布汗总统和布托外长的邀请，到巴基斯坦访问了八天。
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踏上巴基斯坦美丽的国土时刻起，足迹所至，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盛大欢迎和热情接待。在大街上树起了一座座用棕榈枝和各色锦绣扎起的彩门，悬挂着“中巴友谊万岁”、“亚非团结万岁”和“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好的朋友”的巨大横幅。在不少建筑物顶端，挂着周总理的画像。
2月20日，周总理一行来到拉瓦尔品第。首都市民不顾从喀喇昆仑山脉吹来的冷风，披着毯子，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倾城出动，载歌载舞，欢迎中国客人。当时，巴基斯坦还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两部分中隔着广袤的印度。2月24日上午，周总理应邀在西巴议会讲了话。他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当周恩来总理谈到巴基斯坦人民热爱自由，决心沿着独立自主的道路前进的时候，一位巴基斯坦新闻工作者对我说：“这是深切了解我们心情的朋友的话!”
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领导人表示的这种深情厚谊和诚挚接待，不是偶然的。早在近两千年前，两国人民之间就开始了友好往来。在公元三世纪左右，位于巴基斯坦地区的贵霜王朝即首先派出使节到中国进行过友好访问。之后，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和唐代高僧玄奘，为了寻求友谊和知识，也先后跨过高山，越过沙漠，来到现在的巴基斯坦地区，访问了白沙瓦、拉合尔和泰格西拉等地。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的船队，也曾访问过东巴基斯坦的吉大港……所有这一切，在中巴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上有所记载，在两国人民中间广泛流传。
周总理是第二次访问巴基斯坦。从上次访问以来的七年多，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自己的国家的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
周总理在2月21日来到伊斯兰堡参观。这正值是巴基斯坦植树的季节。他应主人的邀请，在远眺新首都工地的一个山冈上种下了一株树苗。周总理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十年树木，十年之后，这棵树成长了，那时，你们的新首都已经成为一个繁盛的城市了。”真的，若干年之后，周总理的话终于成为事实。
2月25日下午，周总理在达卡举行了一次重要的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的组织者、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特意托人在当地购买了一部录音机，把整个过程都录下来，并且指派我负责掌握它。
招待会一开始，一个日本籍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首先提问。此人是有点名气的国际新闻记者，在《参考消息》里我们已多次看过他的报道，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叫冈孝。可是日本人的名字对我们新闻工作者是个大麻烦，因为他们用日语发音与汉字原名大不相同；到底日语该怎么叫，还得“名从主人”。代表团翻译冀朝铸按照汉语译名说：“Mr．Gangxiao……”他就站起来说：“MynameisOka(我叫冈孝)”。
他提的问题颇为尖锐：自决的原则是否适用于台湾？周总理回答时说，看来这位记者对亚洲问题很不了解。这个问题很清楚地反映了美国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都反对“两个中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关于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地位未定和公民投票等等另一类性质的问题。
陈毅副外长接着说，中国人竟然需要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自己是不是中国人，这岂不是滑稽吗?
周总理还答复了一些关于国际特别是亚洲的问题，其中包括印度支那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等。
他最后指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应当团结一起，亚洲事务应当由亚洲人自己解决，不要外来干涉，更不要受外来势力的挑拨，使他们达到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目的。当然，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排斥同其他各洲人民的友好。”
在访问期间，代表团里的乔冠华和龚澎夫妇，对新闻报道都很关注。我常常请教这两位新闻界的老前辈，请他们出主意和看稿子。记得在巴基斯坦卡拉奇郊外参观达乌德纺织厂时，我写厂长“引导”中国客人参观时，用词不当，用了“directed”一字，乔冠华看了改作“guided”。龚澎更一再根据实际情况增删稿件，她不仅在新闻工作方面很内行，而且英文极好，使我受益不浅。
■两位伟人同访锡兰
周总理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印度东南方的岛国锡兰。正值锡兰政府同时邀请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前往访问。宋庆龄在达卡机场同周总理汇合，一起在2月29同到达锡兰首都科伦坡。国家副主席和总理同时访问一国，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新华社派了女记者李琴随团报道宋副主席的访问。她告诉我说，宋副主席这个伟大的政治家，跟随团人员接触时很亲切、和蔼，像个老妈妈一样。她知道随团人员中有的没吃过西餐，就特意做了一顿西餐，教大家吃西餐的礼仪。
当两位领导人到达科伦坡的时候，受到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和群众热情欢迎。
在锡兰政局中享有崇高地位的班达拉奈克家族，长期以来，直到现在，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班达拉奈克担任总理时，执行开明的对内政策以及和平中立、反对殖民主义的外交政策，国内的顽固、保守势力，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1959年9月25日把他暗杀了。他的夫人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被人民所拥戴，出任总理，成为该国第一位女总理。现任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是班达拉内克夫人的女儿。她曾经说过，她的家族一直把中国人民看作是自己的亲戚。
宋庆龄和周恩来的活动大部分是分开进行的，也有一些一起参加的活动，如国宴、拜会锡兰总督和总理等。他们两人各自在公众场合发表过一次演讲。
宋庆龄的讲话是在科伦坡斯里伯里学院发表的，题为《人民团结起来是不可战胜的》。
周恩来2月28日在科伦坡独立广场上发表了题为《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胜利发展势不可当》的讲话。记得那天广场当中有一个不太高的讲坛，记者们坐在讲坛后面的座位上。我只记得当时气氛有点紧张。事后才从代表团获悉，大使馆事先接到恐怖分子的恐吓电话，说是要在集会上对周总理下毒手。中锡两国的警卫人员在现场戒备森严，周总理又躲过一次危难。
不久前，在互联网上看到代表团的一位警卫人员记述这一事件的文章，才更清楚地了解过程真相。
文章说，在接到恐吓电话之后，代表团的领导进行了研究。周总理分析情况后，“认为锡兰政府对中国是友好的，这次的接待是热情的，布置是严密的。匿名电话是威胁性的，是少数人所为，而广大的锡兰人民是友好的。他决定不改变日程，准时出席大会。”
文章叙述了中方警卫人员如何作了加强警卫的安排。他们决定把留守的警卫也动员起来，总共十一人、十一支枪，做了分工。陈老总听了汇报后说：“怎么只有十一人呀?我也算一个。”他说他就站在总理身边，最有条件保护总理了。
在周总理的十四国之行中，类似的险情已是第二次遇到了。第一次是众所周知的加纳事件。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遇刺后仍然按计划前往访问，这在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使世人看到他的崇高品格，也看到中国对别的国家的尊重与平等看待的态度。
访问结束，代表团到四川成都休息总结。
到了自己家乡，陈老总特别高兴。他请团里所有人享用了一顿成都小吃宴，记得有“龙炒手”、“赖汤圆”、“千层糕”等等，非常美味。
在代表团驻地金牛坝招待所，总理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认真地回忆了这次出访的全过程，并向代表团作了一次内部总结报告。总理知道我们是新华社的，就把我们叫住，说：“你们在报上登的中国艺术团访问法国。只报了团长金仲华的名字，艺术团的成员一个也不上报。金仲华又不演戏。你们这是首长路线嘛!”我们赶忙把总理的批评打长途电话告诉当时国际部主任彭迪，提请编辑记者们改进。
总理对新华社的新闻报道，一向是非常细致地关心的。他曾审改过我们的大量新闻稿，审稿时照例用毛笔把每一个标点都点过或改过。他曾指示我们，新闻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不要使用红卫兵的语言。比如，在“反帝、反修”的高潮中，他仍然多次把送审稿件中使用的极端的形容词和一些骂人的话勾掉或者改掉。的确，谩骂不是战斗。据我理解，总理提倡的是以理服人、不卑不亢、严谨、平实的文风，就像他在历次外交场合的讲话中所使用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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