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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南战争的扩大：“多米诺骨牌理论”指导下遏制中国、阻挠越南统一的政策的产物
如前所述，美国对越南和印支地区的插手和侵入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如果说在第一次印支战争中美国主要是扮演外来干涉者角色的话，那么在第二次印支战争中，美国则取代了法国的地位，充当了主要侵略者的角色。这从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的印支地区形势的发展进程中清晰地显示出来。
1954年7月20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上，签订了关于印度支那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在保证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3国内政不予任何干涉的基础上停止战争，恢复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关于越南部分，协议规定了巩固和平和防止战争再起的各项条款：禁止一切增援部队和新增的军事人员进入越南，并禁止运入一切新的武器、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禁止在越南全境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不允许南、北两个地区参加任何军事同盟……。协议还明确规定：北纬17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它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政治的或领土的边界；在越南人民军集结到此线以北和法联邦部队集结到此线以南地区以后，应在1956年7月内举行全国自由选举，以实现越南的民主和统一。这是日内瓦国际会议所确认的在越南实现停战和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道路。
协议签订后，历时9年的抗法战争结束，法国驻印支的军队于1956年4月全部撤走，印支地区出现了和平的曙光，紧张局势暂时得到缓和。
遵守日内瓦协议是一条维护印支和平的道路，而违反日内瓦协议则是一条走向冲突与战争的道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却没有在协议的《最后宣言》上签字，只单独发表一个“不使用武力或用武力威胁破坏协议”的声明。在协议签字的第二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称：“不受这个会议决议的约束”。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秘密报告透露日内瓦协议缔结后几天，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认定这个协议是一场“灾难”，美国总统批准采取行动以“防止共产党在越南进一步扩张”。这样美国就与维护印支地区和平的宗旨背道而驰，一步步地走上践踏日内瓦协议的战争道路。
美国沿着这条道路所迈出的第一步是1954年9月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Dulles）的多方奔走下，由美、英、法、澳、新、菲、泰和巴基斯坦等8国在马尼拉召开外长会议，缔结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成“东南亚军事集团”。这个条约组织公然宣布将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划入它的“保护”之内。
第二步是将长期居住在美国的吴庭艳送回越南，充当保大政权的内阁总理，吴庭艳打着“独立”、“反殖排封”的旗号，排除亲法和异己势力。1954年10月，他采用“公民投票”方式废黜了“国家元首”保大；宣布成立“越南共和国”并自任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他将自己的兄弟、亲属及党羽安插在政府各个要害部门，建立了吴氏家族的独裁统治。以吴庭艳为首的南越政权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一面承认“真正自由的大选是达成国家重新统一的民主的方法”；另一方面，又借口南越现政府没有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不受协议约束”，并宣布日内瓦协议签字日为“国耻日”，拒不执行协议关于南北双方协商举行普选统一国家的决定，又以北方“不存在自由选举的条件”为由拒绝履行日内瓦协议关于召开协商会议，举行自由普选的政治条款。此后，吴庭艳政权在美国大力支持和援助下，以“反共”为国策，发动了一系列“控共”、“灭共”战役，扫荡前抗战根据地，镇压和迫害抗战人员和南方人民要求独立和国家统一的爱国民主运动，大肆搜捕爱国人士。监狱和集中营遍布于南越各地。南越当局的上述行径完全破坏了日内瓦会议关于举行自由普选统一越南的协议，堵塞了和平统一国家的道路。
与此同时，美国违背日内瓦协议，在越南南方实施了一系列的扩军备战的措施。在军事上，保留美国驻南越的军事顾问团，派遣奥丹尼尔将军担任团长，全部接管南越伪军的装备训练，并且不断增派军事人员，运进战略物资，修建军事基地。在政治上，美国大使取代法国高级专员凌驾于南越政权之上；美国的顾问控制南越的各个部门，掌握那里的实权。1954－1960年，南越接受美国约16亿美元的拨款。在南越政府的预算中，美国援助占40％，而军事开支方面至少占85％。南越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完全依赖美援供养、依靠美国顾问支撑的傀儡政权。
这样，从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美国就走上了策动另一场印支战争的道路。美国对越南和印支政策的这种重大转折不是没有原由的，它与美国当权者在冷战思维指导下所鼓吹的“多米诺骨牌理论”（Domino Theory），密切有关。这个理论首先在1952年杜鲁门总统政府期间出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说，在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的陷落，都可能造成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相当迅速地陷入共产党人之手或共产党人结盟”。骨牌会继续倒下，因为“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印度，从长远来看还有中东……十之八九会与共产党人结盟，这样分布极为广泛的结盟会危及欧洲的稳定与安全”。。在美国政府的一些领导人看来，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地区对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大影响，并认定在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影响下，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如“落入共产党的控制”，都将导致这一地区倒向共产主义，并且这一状况将延伸到南亚、中近东，甚至威胁西欧的稳定和安全。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等历届美国政府都奉行遏制中国、阻挠越南统一的政策，步步深入地干涉印支三国的事务，并终于点燃了侵略越南的战火。
美国政府发言人曾一再声称，美国对越南和印度支那地区“无所贪婪、无所需求”，它“既不企求领土，又不企求军事据点，没有政治野心”。实际上却决非如此。
美国发动侵越战争不是偶然的，首先它是美国当权者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的一种考虑，是在冷战对峙形势下，美国推行的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的必然产物。印度支那位干亚洲大陆东南部，北邻中国大陆，南临东南亚地区，地处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交通要冲，既是一个通向中国大陆的桥头堡，又是一个南下西南太平洋的前进基地。印度支那处于至关重要的国际航海线上，是与中东、非洲和欧洲相连的交通枢纽之一，其经济与战略地位都至关重要。因而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把它视为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南下，守住美国在东南亚地盘的“关键”地区。
其次，从掠夺印度支那的战略资源和保住东南亚的经济权益出发，美国也力图控制印度支那。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说：“如果丢失印度支那，在物资方面，它将招致宝贵的锡矿以及巨大的橡胶和大米供应的损失”。不仅如此，美国统治集团对湄公河流域的丰富资源，尤其是三角洲海域蕴藏的丰富石油与天然气垂涎三尺，认为这是为之一战的对象。此外，他们担心越南和印度支那不保，将造成东南亚的动荡，并使整个东南亚的丰富资源落入他人之手，而要控制东南亚，先要控制印度支那。
第三，美国还把印度支那作为扑灭人民游击战争的“演兵场”和“试验室”。在这里运用英国等国进行殖民战争的经验，试验各种新式军事装备和反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总结和推广到亚非拉各地，以便镇压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越战期间，美国使用了除核武器以外的当时的各种新式武器，派遣了一班又一班军事人员轮流在越南服役以取得实战经验，美国不仅将东南亚军事集团的成员国军队拖入战争，还让其他盟邦也派军官前来越南战场实地“考察”,取得进行这种战争所需的第一手知识。
1961年肯尼迪总统上台后，为镇压南越人民的解放斗争，美国政府以越南南方为实验场，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所谓“特种战争”又称为“反游击战争”或“次有限战争”，被认为是核大战和有限战争并列的第三种战争形式。为此，美国专门训练了进行这种战争的“特种部队”。美国在越南进行的“特种战争”实际上是由美国出钱出枪，在美国顾问和特种部队参与和指挥下，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新殖民主义战争。1962年2月18日，西贡设立的“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MACV）是“特种战争”的指挥部。到1964年，美国在南越的特种部队和其他军事人员达到22，000人。他们指挥几十万南越军队，采用“重点清剿”、“油点扩散”、“分进合击”以及“直升飞机空运”、“水陆装甲车运进”等战略战术，使用凝固汽油弹、磷弹、使树叶脱落的化学毒剂等灭绝人性的武器，进行大规模的寻歼和扫荡，屠杀人民，毁坏森林和庄稼，毒害居民与牲畜。他们仿效英国在马来亚的反共经验，把农民集中起来，在农村建立“战略村”，并在越老和越柬边界地区建立“无人区”，企图割断游击队与人民的联系，切断越南北方支援南方人民斗争的“胡志明丛林小道”，同时封锁海岸，以孤立南方革命力量。然而，这种战略在越南军民的反击下，没有成功。
特种战争失败后，1964年上任的约翰逊政府提出战争“逐步升级”的理论，鼓吹扩大侵越战争。为扩大战争制造口实，美国制定“34A行动”计划对北方沿岸发动海上袭击。1964年8月2日和4日，美国又制造“北部湾（即东京湾）事件”，以美国军舰在这个水域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快艇袭击为借口，大造战争舆论。8月5日，悍然派遣飞机对北方义安、清化和鸿基等地港口进行轰炸，把战火烧到越南北方。这次轰炸成为局部战争的导火线。美国国会随即通过《东京湾决议案》，宣布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攻击”。这个决议给予了约翰逊调动武装部队，扩大越战争的特权，实际上是一份美国公开侵略越南的“宣战书”。此后，美国政府发起“响雷行动”，对越南北方进行了大规模轰炸。1965年3月，美国地面作战部队在岘港登陆，从而完成了对越南的全面军事卷入，开始以美军为主力的局部战争。美国由通过援助南越军队进行的特种战争转变为出动海空军事力量和地面部队直接作战，使越南战争“美国化”。英国学者指出：这“使‘越南’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美国战争”。由此，美国深深地陷入了越战的泥潭中而难以自拔。 原载于《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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