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中美两国国内因素对其对外政策的影响1
除了前述的两个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外，从具体情况来看，中美两国用非战争方式处理与对方的关系，主要出于双方领导人对国内形势需要的现实考虑。对于中国来讲，这些考虑更多地是由于自身的需求所致，而对于美国来讲，则更多地是受其国内因素的被动制约。
1、中国：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
从中国方面来讲，从1953年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起，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由于是基于自身的根本利益和经济建设的需求，所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中国对和平的诉求是真诚无欺的。经济建设的需求是中国想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根本出发点。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的和解精神以及中国代表团在会内会外的奔走斡旋，是这一时期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典型例证。
同样是基于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的外交方针是争取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毛泽东在1954年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 这实际上是提出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活动的指导思想。从1953年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到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消除敌意增进团结的一系列活动，都体现了中国希望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的真诚愿望。
从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而言，随着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按照建国之初确立的三大外交原则的顺序推进，中国的外交活动逐渐进入“打扫干净屋子”之后的“请客”阶段。1954年10月18日周恩来在召集有关人士开会时说：“前几年，我们说先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现在经过初步整理，房子已经基本打扫干净了，因此可以请一些客人来。”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以后中英关系的改善，多次接见来自英国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表明中国希望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愿意和平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由此可见，由于国内形势的需要，较建国之初而言，中国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外交政策相对温和，这是在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等国际舞台上，中国灵活的外交姿态和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空前活跃的内在根由。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积极的外交活动，使中国在亚洲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声望大大提高，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认为国际争端的解决离不开中国。 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用外交谈判解决中美争端，争取到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和舆论支持。
尽管基于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国有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愿望，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仍然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中国不一定要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关系。在一些人看来，争取英国人不等于同时要对美国人做工作，而中国领导人却没有放弃对美国做工作的机会。日内瓦会议上的接触就是明证。在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之前，周恩来果断决定不放过中美进行直接接触的机会，先就双方侨民遣返回国问题进行谈判。 虽然双方在日内瓦会议中只进行了四次会谈，但是，其意义是深远的。它打破了中美两国自板门店谈判以后互不接触的禁区，使中美之间有了就某些争端的解决进行面对面讨论的方式，为后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开辟了道路。
对中国来讲，日内瓦会议上的中美接触仅仅是一个开始，与美国接触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因为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解决台湾问题不可能绕过美国。解决台湾问题才是促使中国决定与美国进行直接接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在1954年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不仅指出中美关系中不可能回避台湾问题，而且告诉与会者，中国决定与美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进行直接接触，是基于打破美台订立防御条约企图的考虑。周恩来决定与美国直接接触是否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在日内瓦作出的决定，是从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高度出发的，则从此可见一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