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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是，中国不具备用武力拿下台湾的军事实力。周恩来在1954年8月27日接见朝鲜的南日外相时提到，“我们总的口号是：解放台湾。但是，这要有步骤地进行，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我们开展这个斗争，摆在美国面前有一个问题：全面的干涉抑或有限的干涉。我们估计，美国要干涉，但又不敢全面干涉。” 周恩来在9月1日召集陆定一等人开会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时，针对《指示》中称解放台湾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的说法，解释道，说“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说“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这就是说，中国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海军还不能渡海作战，再加上美国可能进行干涉的因素，所以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因此，周恩来指出，“对内，解放台湾是我们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
由此可见，中国选择与美国进行面对面的谈判的方式进行直接接触，是出于中国希望成功地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考虑。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本应很快得到解决，但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个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想解决台湾问题。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远东局势有了大的变化。朝鲜半岛获得了暂时的均势和平，日内瓦会议上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使得远东地区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即台湾问题凸现了出来。毛泽东的目光迅速转移到台湾问题上。
当时的情势是，台湾问题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1954年7月14日，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下院宣称，要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8月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声称美国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 8月24日杜勒斯又宣布“国民党控制的附近岛屿是同台湾防务有关的”。 这时他已经把沿海岛屿也包括在美国的防务范围之内了。这些言论不能不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台湾地位未定”和“两个中国”的论调也甚嚣尘上。1955年2月10日，杜勒斯对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说：“事实胜于雄辩。现已存在两个中国，正如有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两个越南一样。” 杜勒斯进而称：“我们承认中共政权存在是一个事实，正如我们承认在东德、北韩和北越共产主义政权存在的事实一样，但是没有外交上的承认。我们不承认它是合法政府……我们绝不在外交上承认它。”
针对这种情况，在1954年8月的一次有关部门的干部会议上，周恩来阐述了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他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内政问题，我们现在提出来是否适时？是适时的。”之所以适时是因为，“远东有三个战争：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还有台湾战争。”“现在朝鲜战争停了，印度支那战争也停了，剩下来的就是美国加紧援助台湾进行骚扰性的战争。如果我们不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会犯错误，也对不起自己的祖先。” 基于这种想法，中国在1954年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并采取军事行动力图击破正在酝酿中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然而事实上，炮轰金门、马祖的行动不但没有摧毁美台订立防约的意图，反而最终促成了美台防约在1954年12月的签订。中国炮轰金、马的军事行动还引起了亚洲地区有关国家的恐惧，为美国制造中国好战论提供了绝好的口实。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使用军事手段看来未必能奏效，因此，中国领导人展开了外交攻势，呼吁涉及台湾问题的有关各方，主要指美国，用和平谈判的方法协商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伸出的橄榄枝，使美国的决策层着实感到了辣手的滋味。 一方面，中国发出的愿与美国直接谈判的信息，挫败了美国声称中国好战的险恶企图，另一方面，中国的这一和解态度赢得了世界舆论的一致赞赏和支持， 使原先怀疑中国的亚洲国家对中国产生了好感，纷纷要求美国响应中国的呼吁，与中国坐下来谈判一触即发的台湾问题。 这就给美国增加了巨大的外部压力。
不仅如此，在亚非会议以后，中国还积极主动地寻求亚欧多国的帮助，主要通过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英国等国家进行斡旋活动，向美国传递中国愿意与之谈判的信息，为促成中美会谈作进一步的努力。此间，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巴基斯坦总理阿里等人会晤时均提到与美国进行谈判的问题。他还接见印尼驻华临时代办维约维尔多约、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V. K. Krishna Menon）、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维廉（Humphrey Trevelyan）等人，他除了对梅农和杜维廉表达中国与美国直接谈判的意愿，还向他们论述了中国关于中美谈判的原则立场。
在积极的外交努力的同时，中国还利用公开场合表明中国对中美谈判的诚意，向世界揭露美国对中美谈判的暧昧态度。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上特别指出：“现在，通过谈判来和缓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日益成为关心世界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一致要求。但对于这一要求，美国至今仍然采取闪烁其辞、模棱两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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