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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5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Sir Anthony Eden）参与调停中美谈判的斡旋活动时，中国就表明了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当时艾登曾让杜维廉询问周恩来，是否可以私下或是公开声明，中国不准备以武力解放台湾。这样就可以找到和平解放沿海岛屿的基础。艾登认为，如果中国同意上述基础，他准备在香港或者边境与周恩来会晤。 在3月1日的复函中，周恩来坚决拒绝了艾登的条件，指出艾登的条件只会使美国的侵略行为合法化，中国政府不能同意。但说明如果艾登愿意讨论如何创造消除台湾地区危险局势的必要条件，中国就欢迎他来北京会晤。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在接见为调停中美关系而奔走的各国政要时，以及他的历次讲话中多次重申了这一立场。他一再指出台湾问题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但又互相联系的问题。它既是一个内政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对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中国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纯属中国内政问题，不容别国干涉。对国际势力的干涉，如美国的介入，这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混淆起来。
对于美国执意要谈“停火”问题，周恩来在1955年5月9日接见杜维廉的时候反驳说：“杜勒斯说中美坐下来谈的题目是停火问题，这是文不对题”。中美之间不存在战争，谈不上停火问题。我们在万隆发表的声明中说，中美谈判的题目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由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完全由美国的介入而引发，所以，中国认为，要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就必须从台湾海峡撤出其全部武装力量，这才是中美两国真正应该谈判并且解决的问题。
对所谓“停火”问题和“放弃使用武力”问题的争论，正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的表现。这两个问题遂成为中美大使级会谈长期处于僵持状态的重要原因。
即便有这些分歧，杜勒斯在4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说法，已经表明美国不排斥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不过，杜勒斯并没有马上着手就有关中美谈判的事宜进行决策，而是采取了拖延战术，一再声称要摸清中国的真实意图再说。 这是因为，如前文所述，美国在台海危机中的第一要务是实现“停火”，从而维持台海地区的现状。它无意解决台湾问题。现在进入到双方商讨谈判事宜的阶段，台海地区事实上已经停火，所以，如果能拖延时间就可以达到维持现状的目的，以静待变。 这何尝不是一步好棋。美国正是打的这个如意算盘。杜勒斯采用拖延战术的后果是，美国对谈判的设计十分不明确，使人琢磨不透。杜勒斯通常只以谈“停火”为挡箭牌，不透露更多的考虑。
时间到了5月份，美国仍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步骤推进双方关于谈判事宜的协商。参与调停中美关系的各国又忙碌起来。印度的梅农和英国的杜维廉因为分别受到中国和美国的信任而尤为活跃。中国方面采取主动，不断向英、印两国传递信息，提出一些建议，作出一些姿态，推动美国朝前走。周恩来在会见梅农时提出，美国应该做两件事，一是取消对中国的禁运，二是允许申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开美国。 周恩来在5月26日会见杜维廉时告知杜，中国准备在5月30日释放四名美国空军人员。
美国对梅农的传话时常不以为然，总觉得他是替“共产党中国”说话。但是对杜维廉传递的信息则比较重视。在得知中国即将释放四名美国空军人员后，美国表示了欢迎，但是又提出希望其他美侨也能尽快回国。
当中国在5月份表示愿意同蒋介石谈判“停火”问题， 以及愿意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的立场时， 美国仍未有所松动。美国的态度引发了各个参与调停的国家的不满，而且5 、6月间台海局势又有升温的趋向。这就促使美国决策层的某些官员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思考，改变拖延战术和暧昧态度。6月10日，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西博尔德（William J. Sebald）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指出，美国应该避免被迫处于下述地位：一是不得不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二是针对中共对于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不断增加的情况，再次使美国面临要么任沿海岛屿丢失，要么不得不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战争的两难局面。
这份报告触动了杜勒斯。他于是决定积极安排中美谈判的事宜。经过与国务院官员的讨论，他很快就决定采用提高原先在日内瓦会谈的级别的方式与中国谈判。关于谈判的议程和内容，双方分歧很大。比如美国要求谈“停火”问题，而中国则要求谈美国武装力量撤出台湾的问题。最后，杜勒斯决定先谈可能解决的侨民遣返问题。至于中国方面提出的一些缓和中美关系的其他议题，如取消禁运，允许公海航行自由等等，美国怕这些问题涉及台湾当局的利益，不敢公开应允，所以用了一个含糊的说法，即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作掩盖。 周恩来在7月13日接见新任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欧念儒（Con O’Neill）时，听他转述了美国政府致周恩来的口信，15日中国回复美国，表示同意美国的上述安排，准备“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的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
至此，中美两国进行双边谈判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双方与7月25日发表新闻公报，向全世界公开了这个消息。1955年8月1日，美国派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尤·阿利克斯·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作为美方代表，中国派出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为中方代表，正式开始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
结 论
纵观中美两国在近一年时间里的外交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出，双方在是否进行双边谈判、如何进行谈判、以及谈判的内容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外交斗争。双方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其实质是美国拒不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交承认以及中美两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目标的根本对立。如果说前者表现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僵硬，使诸如中美大使级会谈等中美之间仅有的接触，也蒙上了进退维谷的阴影，那么，由于台海危机的发生，后者则更加凸现出来。美国以保住台、澎，维持台海地区现状为目标，进而达到其遏制中国的政策目标，中国则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的统一。双方政策目标的对立，在这一历史阶段集中体现为双方在台湾海峡“停火”问题，以及是否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并贯穿其全过程，为会谈长期处于僵持状态作了最好的诠释。
（原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作者卢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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