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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40天之后，为使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我国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进一步核实和处理，王炳南接到国内指示，于9月10日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出境。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我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而使这一阶段反反复复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会谈有了进展。中美双方终于在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了一个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承认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己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快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不难看出，这是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作“协议声明”。70年代尼克松和周总理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公报也仿效了这种形式。这份协议同时也是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前唯一的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至此，关于遣返侨民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1955年9月20日会谈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王炳南坚持讨论第二项议题，即台湾问题和周恩来总理与杜勒斯直接会谈等实质性问题。美国一开始就采取了敷衍拖延的态度，以致使会谈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在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前提下，台湾问题确是最困难、最复杂、最不易调和、斗争最尖锐的问题，而且又是不能回避的先决问题。为此，双方争执不下。王炳南多次采取主动，打破僵局，以使中美会谈能够成为清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他一再提出合理的建议，但均因美方的阻挠而使会谈停滞不前。
会谈进行一年了，常常是互相读一遍发言稿，或是王炳南提出美方侵犯我领空、领海的抗议，交锋几句，确定下一次会谈日期后即散会。王炳南对会谈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但周总理却在运筹帷幄中促进会谈的进展。1956年8月，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犹如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特别是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被轰动了。中国的决定无疑是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新闻界接到邀请的记者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杜勒斯在这种强大压力下，尽管拖了一年时间，但是到1957年8月还是不得不宣布，美国将准备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
周总理的妙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王炳南在会谈中步步采取主动，始终保持高姿态。1956年9月，他提出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遭到拒绝。杜勒斯公然说什么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与杜勒斯生硬拒绝相对照，周总理坦荡博大的胸怀与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赞赏。9月底，王炳南提出解除对中国禁运的协议草案；10月中旬，提出对文化交流、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12月初，提出司法协议草案，均一一被拒绝。面对着王炳南在谈判中的主动态势，美方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字上做戏，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他们采取的总方针是:拖而不断。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往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了。到了12月12日第73次的会谈中，约翰逊终于表演出了杜勒斯的一个新花招，他宣布自己将撤出会谈，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丁接替他的工作。王炳南对这种把大使换成参赞，企图使会谈降级的无理做法，是坚决不能同意的。王炳南表示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但是如果美国不愿意，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意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就这样中美大使级会谈便中断了一年。
“牛皮糖”会谈前后一百次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一方面在中东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另一方面扩大对中国的威胁，派出大批军舰、飞机，加强在台湾地区活动的第七舰队，公然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因而使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紧张起来。毛泽东为严惩蒋介石集团的猖狂活动，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命令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起对金门、马祖等岛屿进行惩罚性的炮击，炮火十分猛烈。美蒋为了应付局面，拼命在这里集结兵力。党中央严密注视局势的发展，考虑对策。1958年8月底的一天，王炳南接到特急电报，当天飞回北京。章汉夫告诉他，党中央要讨论对美国斗争问题，毛主席对这问题考虑了很久，有许多新的想法。周总理要他回来一起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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