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我觉得中国特别需要像宁浩那样没有负担去拍电影的人

陆川：宁浩他有特殊的意义，他是我的一个小兄弟，我们俩关系很好。我们俩最早认识是在柏林电影节，我们俩坐在台阶上，他当时送过去一个艺术片，我当时送过去的是《可可西里》。我们两个坐在那里都觉得别的电影特烂，我们俩的电影特好，我们俩特失落地坐在台阶上看着别人在比赛。当时我就说，宁浩，你下面想拍什么？他说没有想好。他问我想拍什么？我说我也没有想好。当时我们俩一块看了一场电影，叫《海鲜》，是朱文的。

朱文特棒，我和宁浩在下面看了几个片子，因为我们去了很多电影节之后，就知道电影节对于影片的挑选是特别偏的，它是极度意识形态的。所以我们的很多年轻导演出去之后，在那种环境下开始说一些，比如我的电影在中国是被禁的，我们被压迫，说一些这种话。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朱文特厉害，他在台上，记者问他“你这部电影肯定在中国被禁，是不是这样？”他当时回答说：“你就别问我这问题了，我现在这种拍片的方式就选择了这个结果，咱们就讨论电影本身吧。”我就觉得朱文是一个特别有品格的人。

我觉得批评应该在内部，对这个国家的批评应该在国家内部，但要出了国，最好不要。因为大家看你还是中国人，你把中国骂的一文不值是一个特别无聊的事。所以当时我和宁浩在那儿看着，其实我们俩都在想下部片拍什么，我都没有想到宁浩这厮直接“裸奔”了，一下拍了《疯狂的石头》，因为和他上一部片子完全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但是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中国特别需要宁浩这样没有负担去拍电影的人，你想他那部片子200万，后来市场是2000万，现在所有人都在跟风学，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牛的状态。所以这个市场需要更多的年轻导演去冲，去突破这些禁忌，让所有的东西从不可能变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