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访谈•世界对话。在对话陆川的发布会上，中国网有幸采访到了《南京！南京！》的年轻导演陆川先生，就《南京！南京！》这部影片的相关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首先我第一个问题想问您，在拍摄这部片子中间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是关于地理环境、气候变化，还是调动人员、资金方面的困难？
陆川：资金困难。
中国网：因为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别人问你为什么南京城只建了那么大？您就说因为没有钱。
陆川：确实是因为资金问题。
中国网：您在拍这部片子中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您想到哪些方法来克服这个困难？
陆川：克服资金困难笨办法就是大家少拿钱，另外在中间资金链断裂的时候，有一度停拍了40天左右，在08年的春节期间，一直等资金链修复才拍的。
中国网：我看到您是这部片子的导演，同时也是这部片子的执行制片人。我想请问您，一开始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您是从商业和艺术两个方面来并重的，还是更加专注于商业方面的？
陆川：我完全没有注重过商业，执行制片人是向下管理的，去管理整个生产流程。至于发行等等是制片人管的。像我的角色就是要把这部戏做完。其实在做的过程中没有太考虑商业的因素，如果考虑商业的因素，可能不会拍那么长时间。
中国网：在04、05年的时候您曾经看过《拉贝日记》，是否对您创作剧本有一些启发，或者说受到一些影响？
陆川：我看了太多书，《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东瀛日记》、《荻岛静夫日记》，像这类的日记看了有100多本，我觉得都给了我一些影响。
中国网：您在这部片子中主要是表现中国人被屠杀的场面，但却是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拍的。我想请问一下，最初就是这样设计的，还是最终剪辑出来就是这样的结果？
陆川：大家问这个问题很多，其实这里有两个视角，一个是中国人的视角，一个是日本兵的视角。但是这显然是从一开始就设定的，从一开始就打算这么拍。
中国网：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我想请问您，我觉得这部片子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场景中包括日本人在南京的那场祭，给人的感觉非常有冲击力。为什么您会考虑拍这样的场景？是为了表现什么东西？
陆川：在这部电影中的结构上，有两种屠杀，第一个是对人的屠杀，就是在40多分钟的时候。还有在片尾的时候，这场祭祀。这场祭祀在我看来，实际是一种侵略军对被侵略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屠杀，所有的侵略战争都是以第一种肉体的屠杀为手段，以第二种屠杀为目的。日本人在肉体上消灭了你的军队之后，紧接着就是要在你的废墟上用他的文化去主导你。所以我觉得你感到震憾是因为泯灭的记忆被唤醒了，而且你也意识到在我们的周围可能存在一种很强大的文化实体，所以这是我需要观众自己直面的东西。
中国网：我看到之前网上有一些关于您的报道，您对这部片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它在日本上映。现在这个事情运作得怎么样，您能介绍一下吗？
陆川：在逐渐接近目标，应该很有希望吧。
中国网：影片中出现了这么多屠杀的场面，把场面的残酷表现出来，对您讲出整个故事，是不是用日本的角度会造成一些困难？
陆川：我觉得这部电影被很系统地误导和误读了。这个电影显然是有两个视角，角川在开始出现并不意味着中间的叙事就是按照角川讲的，所有中国人的段落都以中国的方式在讲，它是完全的两条主线，两个视角。
中国网：如果硬要把它说成是日本人的视角，可能是一种观众的误读。
陆川：不是观众的误读，而是一个特别有意的诬蔑，当然我觉得帮助我们电影炒作也挺好的，有很多观众想看一个以日本人的角度去做的结果，但实际上它不是，它是两条线。
见面会对话内容：
电影，不需要负担
陆川：宁浩他有特殊的意义，他是我的一个小兄弟，我们俩关系很好。我们俩最早认识是在柏林电影节，我们俩坐在台阶上，他当时送过去一个艺术片，我当时送过去的是《可可西里》。我们两个坐在那里都觉得别的电影特烂，我们俩的电影特好，我们俩特失落地坐在台阶上看着别人在比赛。当时我就说，宁浩，你下面想拍什么？他说没有想好。他问我想拍什么？我说我也没有想好。当时我们俩一块看了一场电影，叫《海鲜》，是朱文的。
朱文特棒，我和宁浩在下面看了几个片子，因为我们去了很多电影节之后，就知道电影节对于影片的挑选是特别偏的，它是极度意识形态的。所以我们的很多年轻导演出去之后，在那种环境下开始说一些，比如我的电影在中国是被禁的，我们被压迫，说一些这种话。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朱文特厉害，他在台上，记者问他“你这部电影肯定在中国被禁，是不是这样？”他当时回答说：“你就别问我这问题了，我现在这种拍片的方式就选择了这个结果，咱们就讨论电影本身吧。”我就觉得朱文是一个特别有品格的人。
我觉得批评应该在内部，对这个国家的批评应该在国家内部，但要出了国，最好不要。因为大家看你还是中国人，你把中国骂的一文不值是一个特别无聊的事。所以当时我和宁浩在那儿看着，其实我们俩都在想下部片拍什么，我都没有想到宁浩这厮直接“裸奔”了，一下拍了《疯狂的石头》，因为和他上一部片子完全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但是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中国特别需要宁浩这样没有负担去拍电影的人，你想他那部片子200万，后来市场是2000万，现在所有人都在跟风学，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牛的状态。所以这个市场需要更多的年轻导演去冲，去突破这些禁忌，让所有的东西从不可能变成可能。
采用日本人的视角是必然
陆川：其实我特别奇怪，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在说我的这部影片为什么从日本的角度讲。因为当时我拍的时候完全没考虑这个事，我真的觉得这不是唯一的一个角度。首先我认为它是两个视角，中国人的视角和日本人的视角，我没有细分这么多。我觉得这部电影中日本人的视角是存在的，中国人的视角也是存在的，而且日本人的视角是我觉得70年后做这部电影是必须要放进去的。我们已经60年都在以我们自己的角度去讲这个事，《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还有各种各样我们自己创作的片子都是以我们自己的视角做的。我觉得难道不应该让当下的观众再去看一看我们的对手是怎么看待这场战争的。而且我们作为受害者，从一个简单的角度来说，一个受害者往往只能看到一个局部，但只有这种暴行的实施者才能看到暴行的全部。从一个日本兵进攻开始，进入南京城，参与屠杀，见证整个罪恶，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这对整个南京惨案是一个极大的补充。
而且我觉得60年了，对于这个题材我们没有一部以我们的角度走出过中国，所以我觉得70年后做这个事，72年后我们要拍一部电影干什么？如果还是想国内的观众自己喊喊口号，哭一把，就没有做的意义。如果要让这部电影承载着这些事实，承载着这些观念，走出中国去影响更大的世界，让中国以外的观众去接受这个观点的话，日本人的视角不仅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必然要存在的东西，它已经成为一个真理了。角川的目击成为对这些事实传递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和渠道，从当事人的角度，而不是从受害者的角度，从暴行的实施者的一分子的角度，而不是从受害者的角度讲这个事，我觉得是成为一个最有力的角度。所以这种争论是被误导的，因为我们做一个事情总要想结果。我们大家自己看完高兴一下，这样的电影很多，但是有用吗？我觉得没有太大用处。
《南京！南京！》与中日关系
陆川：我原来就是学军事外交的，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一种友谊，或者一种关系就和婚姻关系或者恋爱关系一样，它首先要信息对等。比如这个男孩得知道这个女孩真实是怎样的，这个女孩也得知道这个男孩怎么回事，如果信息不对等，哪怕现在是甜蜜的，但到一定时候，有些不对等的信息透露出来的时候，那就要看感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比如女的突然发现男的已经结了4次婚，这就没法聊了。中日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其实一直想和日本友好，但是我们心里有一块伤，伤在隐隐作痛，这个伤就是大屠杀。日本人全都忘了这个事，因为它是实施者，老记得原子弹的事，它不记得它在别的国家做的事，它老觉得你们为什么恨我们，踢场足球就跟打场仗似的，为什么？所以我觉得一个民族遗忘的事情，以对历史的遗忘为基础的友谊我们需要不需要？坦率地说，我觉得暂时需要，但是你要了也是不稳定的。
我觉得我做这部电影是要把这事夯实了。从日本的角度来说，它必须知道这个事，不管我在中国受到多少批评，一个不可以否认的事实是，现在日本所有媒体包括产经、读卖、朝日新闻，这些在中国的记者全都秘密地进了电影院，看了这部片子。
主持人：他们的评价是什么？
陆川：朝日新闻驻京的局长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他们认为这电影很客观，他认为日本大多数人是可以接受这部电影的。读卖的记者也是这么说的。我们马上在上海，给驻上海的留学生包场给他们看，然后再到东京给全部日本媒体看，这些都在计划中。这就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先别着急，中国只是一站，先别说这部电影怎么着，都不要去评价，因为我们的活没做完呢，等我们把活做完再说。我觉得这就是要把信息对等，你们必须知道中国人的伤疤在哪儿，你们可以不去道歉，或者假装没听到这个事，但要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我就是和日本朋友聊这个事。
作为我，刚才您问我拍的时候有没有担心？我确实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那些批评者，我特别希望他们冷静下来想一个事，如果我陆川不拍这部电影，你会不会暴跳如雷地说这些话？不管怎么样，我能让你暴跳如雷，能去想这个事，去思考这个事，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意义。因为已经70年了，很多人已经淡忘了这个历史，这部影片如果能让当下的国人想这个事，思考这个事，它的意义也做到了。显然一部电影不能给一个真理，我只是从我的角度，很真诚的，我对这个事的理解，用我的方式去讲了。
战争是什么？杀戮是什么？
陆川：我这么拍实际是想让观众知道，尤其想让那些嘴里一直有战争叫嚣的愤青知道，我想让他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战争到底是什么，杀戮到底是什么。我可以虚写，我有很多办法虚写，我干脆前面都不要了，直接要最后日本兵走上去看到一个尸体的海洋不就完了吗！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看过真正的杀人，我为了拍这个戏，没有说看真正的杀人，但我让我的助手找到了很多枪决犯人的纪录片，我也找到了很多在二战期间杀人的纪录片，我在一段时间里很痛苦，不得不面对这些纪录片。我在连起来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对人的杀戮是这个世界上最丑陋的事情，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残暴的事情。你只有了解到这一点，当你嘴里说我们要去打谁，我们要杀谁，你会去想这句话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把这种残暴、这种血腥、这种丑陋不加任何遮掩地呈现在银幕面前，你得知道战争是什么。我们又不想拍开膛破肚，特别生理的东西我都不想拍，我选择现在的拍法，我就想让大家知道，当一个武装集体对另外一个手无寸铁的被侵略集体进行灭绝性屠杀的时候，它的规模是什么样，它的冰冷度是什么样的，它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完全冰冷的。里面可能任何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有思想的人，热爱哲学的人，热爱美术的人，热爱生命的人，放在大屠杀里，完全变成了瞬间会被撕碎的人。
所以我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想把它再现出来，我觉得哪怕看完这部电影你什么都不记得，你记住这个，那么对于你的当下，对于你的生活态度，对于你再说一些事是有帮助的。这就是我要这么拍的最核心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要拿这场戏打击观众的感知，就是你了解战争吗？我们以前在电影中对战争和屠杀的描写都是近乎于狂欢形式的，就像放礼花，枪炮也特别漂亮，你没有真正见识到什么是残酷。所以这次为什么要用一种绝对现场性的展示手段，一般来说拍这种场面有10个动作演员就不错了，我们有一场戏把能够找到的50多个动作演员，还有各个体校的、武警大队所有能够直接摔跟头的人抓在一起进行往地上摔的训练，训练一天，就是要求他们在群体倒下的时候别穿帮，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在屠杀中人是多么渺小，多么脆弱，想让大家看到屠杀的本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