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日前结束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被称为“史上最高规格”。“最高”的表现之一,就是对扶贫实际操作者的要求空前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各级干部到脱贫攻坚战场上大显身手。
目前,全国12.8万个贫困村已有40多万名外派的“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带领困难群众找出路、想办法,向贫困发起“最后一战”。
这些城里下来的干部是怎么干的?老百姓接纳他们吗?他们给贫困角落带来了什么?面对着哪些艰难?且听记者来谈谈“第一书记”驻村扶贫那些事。
第一书记们“沸腾”了
不太了解扶贫的读者,可能对“第一书记”这个称呼有点陌生。今年6月在贵州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扶贫要做到“六个精准”,其中之一“因村派人精准”,说的就是“第一书记”派驻。
事实上,干部“驻村帮扶”由来已久,不同地方、不同时期对驻村干部有不同的称呼。例如,江西省的驻村干部5年来换了3个头衔: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队长、“三送”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第一书记”派驻工作已经开展了好几年,还涌现出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这样的感人典型。
今年,专门针对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作出部署,相当于在全国层面统一了这些驻村干部的名号和职责。一方面,凸显了当前脱贫攻坚战役的艰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央对这些“排头兵”寄予厚望。
驻村干部都感到了肩上职责之重。11月28日晚,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消息刚发布,记者加入的河南兰考驻村干部微信群里就“沸腾”起来,大家七嘴八舌讨论这次会议传达的精神和信号,一直到深夜零点后。
讨论的核心,用兰考县委办驻村工作队队长张升奇的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同志们,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这里有我一份努力,哪天死了也欣慰”
解释的话,不用多说；实在的事,尤需多做。
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贫困人口第一大省贵州的“穷中之穷”。这个村子位于贵州最高峰韭菜坪上,人均只有半分坡地。
有句顺口溜描述这里的生活:“坡脚喊来坡上听,走路走得脚抽筋；吃的都是洋芋饭,穿的全是布巾巾。”
不过,这是5年前的情形了。现在走进村子,宽敞的通村旅游公路两旁,是一排排太阳能路灯,高低坐落着的彝族村寨,灰瓦白墙,格外醒目。
巨变的关键是钟山区民宗局下派的第一书记杨波。2010年2月,28岁的杨波满怀激情来到山村,首先遭遇的是一盆兜头冷水。
“这里吃水难,可是政府把水送到村里了,竟然很少有人来领。一问才知道是嫌麻烦,要连桶一起送,才会有人来领。”杨波说。
令他郁闷的不止这个,有村民怕修路占自家地,百般阻挠,好不容易争来的项目差点黄了。环境整治,村民一个个在家中躲懒,门捶破也不开。不少村民还冷言冷语,认为他就是下来镀个金好提拔。
冷水没有浇灭热情。杨波和村干部一起走家串户,开院坝会、搞夜访,同时协调一些“小、简、快”的项目,在短期内树起一两个样板。他还四处托人找朋友,面对面、手把手教村民学土鸡养殖、蔬菜种植等,当年就扶持了10多户养殖土鸡,第二年就见了效益。村民们开始相信杨波的话了。
如今,村里有了农家乐,有了合作社,有了自己的绿色食品商标,2014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6830元,是2010年的4倍多。而这5年多来,杨波女儿从8个月大到上了小学,他没能去开过一次家长会；父亲病危,他连夜赶回,也未能赶上临终嘱托。
“我至少再驻村两年。今后若来到这里,想想这里的发展也有我的一份努力,这辈子也算做了点事,哪天死了也欣慰。”杨波说。
“扶起老人那一刻,我眼泪止不住地流”
再讲一个发生在“苦甲之地”甘肃的故事。
2012年2月,时任甘肃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评审处处长的武晓岗,作为一名“双联”干部,来到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三谷村驻村。
“双联”是甘肃省自2012年起启动“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简称,3年间,甘肃40.8万名干部“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联系1.5万个村的67万贫困户,“群众不脱贫,干部不脱钩”。
第一次串户走访,武晓岗来到田明家,两间低矮的土坯房,外墙已裂了口子；揭开门帘,屋内昏暗,眼睛适应了好几秒,才看清楚:一家之主田明,拄着双拐,儿子智障,呆呆站在他身后。年近70岁的母亲是全家唯一相对健康的人,她颤颤巍巍地迎上来。听武晓岗说是来帮扶困难家庭的干部,老人说了一声“党要帮我们了啊”,然后要下跪。
“就在扶起老人那一刻,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滚落的泪水,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一连好多天,心里沉甸甸的。”武晓岗回忆。
从2012年2月到2013年7月,年近50岁的武晓岗在三谷村总共待了373天。他和其他两位“双联”干部,带着村干部和几十个村民代表到外地招商,先后引来中药材种植加工、树莓种植和肉羊养殖3家企业。村里耕地流转,农民就近就业。从2013年起,3家企业支付给村里百姓的打工工资、土地流转费等收入,总共达到589.3万元,人均超过2200元。
田明一家无力耕种的3亩薄地被流转给中药材种植企业,武晓岗到企业给田明“说人情”,这个残疾人被破例招工,每天到车间里坐下来,拣选、捆绑中药材。虽然每天60多元工资不多,但田明说:“过去家里地没人种,吃饭都是问题,现在不知比以前好多少。”
经过武晓岗和甘肃省农发办其他10来名干部连续3年的接力帮扶,曾经贫困面达75.8%的三谷村,如今已经基本消除贫困。
考核奖罚分明,肩负百姓期望
11月26日,四川达州宣布召回、调整履职不力的贫困村“第一书记”241名,并增派18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到一线督战。今年早些时候,四川广元市也召回了53名贫困村“第一书记”。两次召回反响巨大。
召回撤换有规可循。根据四川省委组织部建立的“第一书记”召回撤换制度,驻村期间工作不胜任、无法按时完成目标任务或违反纪律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将被责令召回并在一周内另行选派；被召回人员当年不得评先评优,是递进培养对象和后备干部的取消资格,且两年内不得提拔重用。
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让“第一书记”们可能被召回呢?概括起来说,就是存在“五不”现象:驻村帮扶“不想不愿”、开展工作“不严不实”、驻村职责“不明不白”、后盾单位“不闻不问”、在政治待遇上产生“不上不下”思想。
各地对“第一书记”权责都有明确的规定。湖南省建立了年度考核、三年验收的考核机制,验收不合格的将由原单位继续帮扶。河南兰考对所驻村面貌变化不大,或违反纪律、考核不合格的驻村干部,实行提拔一票否决。
考核奖罚分明,肩上背负百姓期望,“第一书记”工作着实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湖南省泸溪县一位“80后”“第一书记”章伟(化名)说:“感觉村里扶贫事项、纠纷调解,主要还是靠村支书,作为‘第一书记’只是协助村支书做一些和上级部门‘接天线’的协调、跑腿工作。”
这是很多年轻“第一书记”进村后要过的第一关:作为一个“都市来客”怎么尽快和当地村民打成一片。杨波和武晓岗的事例就是很好的示范,没有别的办法,就是靠脚走出来,靠耐心磨出来,靠做事做出来。
做事也不是那么容易,不同部门的“第一书记”拥有不同的“后盾”。往往来自“强势部门”的第一书记更容易拉来项目,而“弱势部门”的第一书记们往往采取“广撒网”“拼运气”的方式申报扶贫项目,捞住哪个是哪个。
“很有可能村里最想解决的是人饮工程,批下来的却不是这个。有时候村里获得了某个产业项目支持,但公路交通却跟不上来。”湖南湘西州花垣县雅西镇朝岗村第一书记石昊东说。
不过,困难难不倒有心人,记者采访的“第一书记”们,没有哪个畏难退步。证监会驻兰考张庄村“第一书记”孙兴文说:“这是能让自己在百姓心中留名的好事,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攻坚战,动力大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