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间棚村：不认"穷命"！全村种植新型金银花 与药厂合作形成全产业链
时间：2016年3月9日
嘉宾：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党委书记
简介：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开启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开发工作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推进精准扶贫，打场漂亮的脱贫致富翻身仗，让贫困人口彻底“脱贫衣”“摘贫帽”“除穷根”呢？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党委书记刘嘉坤接受了记者的专访，畅谈沂蒙革命老区九间棚村的脱贫攻坚之旅，为“精准脱贫”提供了一个成长样本。 [本期专题>>>]
记者：您好，80年代九间棚村是临沂出了名的穷山村。当时到底穷成啥样？
刘嘉坤：80年代整个国家都很穷，农村肯定更穷，像我们这种处在山洼里面的小村子就更不例外。那时，整个村子四周都是秃山荒岭，山高壑深、坡陡弯急，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能与外界相连，要想出远门，上下山怎么样也得走上一天左右。全村44户，累计177口人，几乎家家都是贫困户，人人都是贫困人口，人均收入不过百元，过得差不多还是远古时代的山野生活。
我们住在山上，靠的基本都是种植果蔬过日子。想买点肉吃，就得拿种植的黄梨担到山脚下的集市去换。这山路到处都是石缝，下雨也蓄不住水，种的黄梨根本就干涩难入口。果农们担着黄梨，杵着竹竿下山，一不小心黄梨就洒落，滚落石缝中，摔得稀巴烂。别人卖一毛钱一斤或是8分钱一斤，我们就只能贱卖，连3分钱一斤都没人收。
就这样一直穷着，到1984年，我当上了村支部书记，村里好几个大龄单身汉常常和我抱怨说，穷得讨不上媳妇，还总是遭人暗地嘲讽。一有远村来给姑娘找对象的，我们都是举全村之力把能显摆家底的东西都掏出来，拉到一家去，充门面。
记者：那是什么原因让您下定决心改变这种贫困的状况，让群众的日子好起来、富起来的呢？
刘嘉坤：让我萌发改变现状的念头可能还得追溯到我17岁那年，那时，父亲白天忙着开山、挑石、劈路，晚上急着休息，吃饭太快，半夜突发腹部疼痛。我母亲摸黑叫上邻里几个壮汉，赶忙把父亲抬下山，去乡镇医院接受治疗。夜间，山路本来就不好走，加上连夜大雨，山路打滑的厉害，紧赶慢赶，到医院已经是第二天午后。经诊治，父亲患上急性阑尾炎，但因路上耽误错过抢救时间，最终离世，那种痛到今天我都忘不了，穷得竟然连患阑尾炎都能死人。和村里同龄人谈心的时候就说，等以后成了家，有了男孩就送出去，女孩就嫁出去，不在这个穷山洼里面待，也真的是待不下去。
真正开始下定决心想起改变还是在我1984年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后。县里开会，我们村最穷，只能坐在最后，提问也根本没人搭理；食堂开饭，我们只能最后吃剩的饭、冷的菜。周围村子都认为九间棚村人“穷命”，就应该受这份“穷罪”、“穷气”。那个年代，穷就算了，但“穷气”真让人受不了。我就想，村里真的需要有个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明白人”，我这个村书记当仁不让。
记者：作为“领头人”，“明白人”，您是如何实施“脱贫攻坚一把手责任制”的？又是从什么方面带领当地村民实干，做到精准脱贫的呢？
刘嘉坤：做为村书记，我从最基本的做起：没路下山，我们修路；没水栽树，我们挖水。当时我带领村里几十个能人壮汉开山、劈路、挑水、建池。从1984年12月到1985年4月，历时5个月，我们就修了一条宽6米、长3500米、大小24道弯的盘山公路。1986年，我们又用一个月的时间建了一座扬程102米的扬水站，然后隔空悬崖修建连池，这样就保证家家户户都能浇果园，灌果园，洗衣做饭。
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后，我们就开始干农活了。那些年，和村民治理山滩2100亩，整治耕地450亩，栽植水土保持林8万亩，人均果树120余棵，农民人均增收近千元。就这样和村民同甘共苦了近数年，村里的贫困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村民的收入与全国农村平均生活水平相比还是相差甚远，毕竟农业、种植业的发展因我们知识水平有限而迟迟得不到很大的提高。
80年代末，我实地考察了当时全国著名的新老典型村莒南的厉家寨村、龙口的下丁家村、河北的沙石峪村等，深刻认识到：我们九间棚村，靠山山不多，靠地地瘠薄，要想让九间棚人真正富裕起来，只靠艰苦奋斗和“挖山不止”的劲头是不够的，要借鉴外地农业与工业相结合的经验。
1990年，我就带领村民们来到下山来到县城，先后开创“花岗石厂”、“工程机械配件厂”、“塑料厂”等企业，但效益均不佳。我很是自责：我这个村支部书记是怎么当的呢！怕“边脱贫，边返贫。”经过摸索，我明白要结合当地实情，不能盲目，立足当地资源，实现就地脱贫，推行精准脱贫，因地制宜地发展九间棚。当时全国有很多地方种植金银花，但是种植都供把玩欣赏的。我却看准了 “中国金银花之乡”的平邑县，搞起金银花的科技改造。因为我自小不喜欢高投入，低收入传统种地模式，一旦遭遇自然灾害，一年都劳而无获。相较之下，果树、植物等农业科技技术研究更对我的胃口。
2003年，我们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徐常青博士合作，开发研究新型金银花，取名“九丰一号”，它的亩产量是普通品种的1.5-2倍，采摘工效提高1-2倍。去年年底，我们研制的新一代金银花品种“北花一号”问世，延缓了花蕾期，能持续10-15天不开花（传统的2-3天），丰产期亩产可达100-120公斤以上，人均每天多可采摘40斤（传统品种10-15斤）。现在，整个村的村民几乎都从事金银花种植，农活换了新貌，人们有了干劲，收入自然提高不少。
当然，研究出新品种后，就得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教他们种”，研究出好几种增产增收且有别于传统金银花的种植模式：立杆辅助式、立架吊蔓型、主干树型。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帮他们销”，让金银花走出九间棚村，走向市场。2015年，我们和哈尔滨制药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初步形成了金银花“良种选育——推广种植——干花购销——药品食品研发生产”的金银花全产业链，目的也是为了‘兜’住农户们的经营风险，防止因自然等不可抗力返贫。
为彻底“脱贫衣，摘穷帽，”我深入农户，做思想工作，用近些年的金银花效益说话，支持引导当地人种植金银花，扩大种植规模，占领市场。目前，当地有90%的人都从事金银花的种植工作。2016年，我们在县城开办了金银花加工厂房，预计年中的时候投产，响应中央“精准扶贫”号召，带动当地人口就业，再次走上致富路。
记者：您刚才和我们分享了“金银花”精准脱贫的产业之路，在这条脱贫路上您遇到最大的困难和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刘嘉坤：最大的困难就是没知识，文化程度不高。90年代初，办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管理经验，加上当地人才匮乏，办的几个厂效益都不好，觉得惭愧得很，毕竟我把村民带出来的，到头来，他们竟然因为我都失业，找不到活干。
还有就是这穷的人，一旦穷惯了，他就懒，不愿意改变。我资助他，他逢人就说：没钱，没关系，找刘嘉坤，他有钱。当然，这是不愿干的。对那些愿意苦干实干的，我帮他们致富后，他们还看不起我，但我打心眼里替他们高兴，佩服他们，这说明他们比我有本事，有改造、有发展的决心。这大概就是我在扶贫路上遇到最开心、最欣慰的事情了，让我更加想好好干，帮扶人民、服务人民。
记者：据了解，1997年，九间棚村已经基本脱贫。那么，您的金银花精准施策、因地制宜实招能否为未来5年全国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提供一个范例、做出点贡献？
刘嘉坤：金银花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种植，但是产量普遍不高，不能形成规模带领当地农民发家致富。我们推广的金银花，是有科技含量的金银花，是最优良的品种。去年，我们参与“援疆行动”，结合当地的自然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我们把金银花种植到新疆，不仅解决当地棉田缩水带来的收入不稳定等难题，而且也促进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就业。预计，金银花的种植能解决近50万新疆人口的就业，平均年收入逐年递增，由种植初期的几千元到上万。
现如今，我国还有5575万现行标准线以下的农村贫困人口。按照中央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仅剩五年时间要实现全部脱贫，每年要减贫1000多万人，如果仅靠中央财政资金的话，压力相当大。到目前为止，金银花已经在全国近10个省份有种植，能解决100万人口的就业问题，平均每人年收入能增加1万多。金银花的种植可以说帮助了全国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就业创业、脱贫致富，比如，在云南，我们在在尝试开发金银花凉茶，研制金银花护肤品等。
从长远来看，我们发展金银花为的就是造福全社会：研究的品种好，让种植金银花的农民和企业种上最优良的品种；让用金银花作原料的，能用上最优质的原料；让所有享受金银花产品的人，能用上最安全放心的产品。
记者：习近平提出“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那么，您如何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保证贫困户有人帮、有人扶？”
刘嘉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重点落实是在去年推行的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其中，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这些也是我当年按照当地贫困状况和贫困人口已经实践过的。
90年代末，针对那些不会种植金银花，或是没有能力种植金银花的，但是又想让他们彻底断了穷根，我曾带领村民打造绿色生态文明的新农村，把九间棚旧址现在开发成红色旅游景点、摄影基地，保护起来，让那些不愿种植金银花的村民可以在附近办农家乐脱贫增收，日子照样过得有滋有味，这样既能保留当地人对九间棚村“魂牵梦绕”的乡土情结，也能安置一方群众，实现一方脱贫。
对村里那些年迈的无业或失业家庭困难户，早些年村里面帮他们购买社保，现如今都返钱，有了养老金，搞起了“社保政策兜底一批”帮助他们脱贫。
我们开发测土配肥站，通过检测土壤成分，配置相关肥料，提高种植物、果树收成。目前，我们县已经有近20个这样的配肥站。近些年，“互联网＋”的潮流也席卷了农村边远地区，去年，我们成立当地第一个农村电子商务中转站，包销农民产品，“兜”住社会风险，吸纳电商青年就业。这样也为发展生产多点小贡献，推进精准脱贫。
记者：您是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连续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您的精准施策给当地甚至全国多地带去了福音，那么您认为怎样才算是当好一名人大代表，上传民意，下解民忧呢？
刘嘉坤：人不论干什么差事，首先给自己定好位，能干什么、能干成什么，把握好自己，能吃苦、能吃亏、能吃气，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必须全身心投入……看准的路要坚定不移的地走下去！
一名好的人大代表，他首先必须是个好人，老百姓才能相信他，他才能替老百姓说话。把百姓的合理诉求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挂在心头，当好官，就得听民意。光是替老百姓说话还是不够的，还得替国家领导人琢磨点子，解决现实难题。
记者：刚刚您提到替国家琢磨点子，那么，今年人大会上，您又有什么样的精准扶贫新点子呢？
刘嘉坤：国家按照“十三五”规划，确定到2020年，全国5575万的农村贫困人口基本脱贫，我就想，农村之所以穷、贫困人口之所以那么多，还是因为他们的主业“农业”近些年发展前景不好，农民没有了奔头，自然就富变穷，穷变赤贫，所以我建议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种植模式，减少化学农药物等的投入，让贫困农民“有事可做”的同时，也“有事能做”，才能“把事做好”。
具体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增加生态就业机会，围绕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吸纳农二代、大学生等优质社会劳动力进入生态农业领域，利用国家财政扶持，吸引年轻人回乡，盘活农村市场，为高效生态农业赢得市场，保持其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其二，发挥国家指挥棒导向作用，经费使用要与精准扶贫和高效生态农业结合。每年国家用于农业补贴、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土地治理、扶贫的各项资金达几万亿，这些资金的使用不能按部门层层下达，必须按照扶贫目标或粮食安全目标做好顶层设计。国家是资本的主人，必须达到国家要求的农业产量、治理、环境保护、扶贫、健康等具体的指标后经费才能下达。此外，可设计专门的资金托管部门，充分吸收产学研政农多方面的力量，用好国家资金，变输血功能为造血功能。
最后，按照先试先行的原则，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建议以县为单位，建立大型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用严谨的科学数据和实践证明说话，以计划+市场行为带动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避免政策上“一刀切”现象。国家鼓励发展固氮、固碳、化肥、农药、农膜减量型农业，倡导资金向环境友好型、粮食保障性、就业扶贫型的高效生态农业倾斜。
这样发展的高效生态农业不仅减缓农村优质人口的外流，还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作物的安全健康，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让贫困农民脱贫富起来。
说起“上传民意，下解民忧”，我今年还真有这样一项建议需要上传下达。去年，我们村接待老书记80余人，他们都表示退休后没有保障，村里面发放的退休养老资金极低无法保障他们的老年日常生活。退休养老金数额一般是在职村官的60-80%,每个月200元左右。这部分钱既不是县财政负担，也不是乡镇负担，而是由村里自己想办法解决，经济条件好的村肯定没问题，经济条件不好的村这点钱根本发不起。所以我建言应当提高农村基层村官退休养老待遇。
“吃水不忘挖井人”，“建设新农村，村干部是关键。”这些年迈的村官都曾为平邑县的脱贫发展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提高他们养老待遇也能给年轻的大学生村官以信心，让他们放下包袱全力以赴得建设社会主义美丽新农村。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十三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记者 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