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三成妇女遭受过家暴
新京报：3月1日，反家暴法就要开始施行了，你怎样评价这部法律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
孙晓梅：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反家庭暴力法。
考察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程度，主要就看它对弱者的保护程度，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人群是妇女、儿童，反家暴法体现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暴力是导致家庭破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反家暴法有助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
新京报：此前，和反家庭暴力有关的内容，在很多法律中都有体现，但不集中。
孙晓梅：之前，规范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多部法律中，司法机关最需要明确的内容在这些零散的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例如什么是家庭暴力、发生在哪些人之间、预防措施、案件管辖、证据原则等等。
新京报：在现实中，反家暴的执行情况如何？
孙晓梅：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几乎同样的家庭暴力案件，在不同地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审判结果，量刑轻重不一、差别很大，有些案件罪名认定也存在巨大争议。反家暴法的出台和实施，解决了统一执法的问题。
新京报：中国的“家暴”情况现状如何？
孙晓梅：据官方统计数字，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其中九成施暴者是男性，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
新京报：这些年，“家暴”行为从整体上有过怎样的变化？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人口还没有大范围流动，家暴都是“关”在自家门里。后来人口跨地域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家庭类型出现了变化，同居关系这种“临时组合家庭”增多，“同居暴力”随之成了社会问题。
家暴的起因也有变化，上世纪90年代，施暴者主要是出于大男子主义等传统不良观念，近年来，物质纠纷引发的家庭暴力增多。但反家庭暴力的意识也有所增强，原来，受害者不敢讲、不愿讲。现在，不少人不仅肯讲，而且讲得很细致，遭受了暴力不再忍耐，敢打110求助。
调研
全球超120个国家对家暴立法
新京报：你从事这部法律的研究、推动已有二十多年，最初哪些原因引起了你对反家暴立法的关注？
孙晓梅：1990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那时不叫“暴力”，更不叫“家庭暴力”，人们还不接受“家庭暴力”这个词，只叫“挨打”、“殴妻”。
1993年，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红枫热线，做了一个项目，对北京市30个城市户口和30个农业户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做个案访谈，我承担了对30个农业受害者的调查，没想到调查农村妇女受虐待的情况比城市妇女困难得多，农妇们不认为被丈夫打、受到暴力侵犯是一个问题，不愿意讲自己的经历，不少人还用奇特的眼光看着我，“你为什么要问这些？”“你怎么不上班？天天到我们村里来？”
最终调查完成了，我深受触动，从那时起，家庭暴力成为我的重点研究课题。
新京报：调研、走访的过程中，有哪个人（家庭）或哪件事让你印象最深刻？
孙晓梅：印象深刻的太多了。去年浙江审理了一起同居暴力案件，一个女孩不堪忍受同居男友的长期殴打，用刀捅死了男友。庭审时，女孩说自己实在走投无路了。她拒绝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更是拒绝赔偿，一直喊：他（男友）罪有应得，该死！
实际上，开庭前，她的代理律师做过她的工作，她自己也清楚，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有利于给法庭留个好印象，可她仍然表现出了对男友的深入骨髓的恨意。我一直在想：究竟经受了什么样的暴力虐待，让这个女孩有如此之恨？
新京报：据你了解，目前在国际上，关于家暴的立法情况怎么样？
孙晓梅：世界上至少有120多个国家对家庭暴力立法；其中对家庭暴力专门立法，或者以家庭暴力法命名的国家大约有80多个。用专门立法规制家庭暴力已成国际发展趋势。
新京报：国外针对家暴的专门立法，你能记住哪些有特色的细节？
孙晓梅：有的国家设立“家庭暴力注册簿”，将虐待妻子的人统统记录在案；有的国家有“紧急状况下保护令”制度，接到报警，警方可以破门而入、制止暴力行为，还可以将遭受暴力的妇女儿童带离或者跟施暴者隔离，电影《刮痧》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