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海荣举着一盒药说，“现在药品已达18万种，老百姓基本常用药仅500多种。药价的虚高问题和重复药制作问题非常惊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预防腐败局原副局长崔海荣对此做了调研。
在另一个会场，也出现了相似的声音。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翁国星说，“同样一个进口人工心脏机械瓣膜，美国的价格是700美元、欧洲是600欧元，而我国省市招标价格是1.4万至1.6万元，其他耗材、药品也都有类似情况，可想而知节约医疗费用的空间有多大！”
翁国星举了个例子，最常见的头孢等抗生素属于化学药品，没有太多研发成本，而一些医院的门诊价格一粒要8元多，药价虚高几倍甚至十几倍。“医改要切实解决药价虚高问题，尽量减少中间流通环节，让招标在阳光下运行。”
当被问到类似问题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却摆了摆手，“有一部分是虚高，继续要解决；还有一些是虚低，以根本不可能的价格出来，假如把这个当成绩，那是很可笑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关于医疗民生部分时表示，健康是幸福之基，协同推进医疗服务价格、药品流通等改革。
一方面，老百姓抱怨看个感冒都要花掉几百块；另一方面，一些药品正在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进入平台。
“提到药价高的问题，矛头都指向医院。医院其实很冤枉，现在很多医院已经零差价，多少钱进的就多少钱卖出去。”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阳春市人民医院妇科主任熊锦梅说。
“经过这么多次药品降价，这个‘水’已经挤得差不多了。”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闫希军告诉记者，“对企业来说，药价在合理的价格区间就行了。如果过度降价必然造成创新药物减少，企业的创新活动减少，将来老百姓就没药吃了，要买洋药，价格会更高。”
熊锦梅对此感触颇深，“我们妇科最基本的收宫素，有一段时间竟然断药了，因为定价太低，企业不愿生产，为了防止产妇大出血，我们只能准备600多元的进口药。”而收宫素的价格一般只要一两块钱。
但钟南山院士更在意的，是药品管不管用。“我反正该用什么就用什么。”他语气严肃，“（有些药品）价格虚低是为了进入。”
为了中标，药企的价格不得不一降再降。而为了不亏损，中标之后，很多药企干脆不再生产。那些虚高的药价，大多产生在中间环节。钟南山在几年前就说过，“很多药物价格虚高，还是因为中间环节太多的缘故。”
闫希军建议国家更加理性科学地规定药品价格，比如实行科学的药理经济学研究，通过药品生产原材料、生产工艺的全程追溯，合理构架起药品价格。他认为，光考虑药品价格虚高还不能真正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如何控制过度的药物治疗、过度的医疗检查，把疾病控制在合理的治疗区间，才能解决医疗负担重的问题。
“价格要找专家来定，自己几个人拍脑袋定一定，找个物价局来研究，你知不知道它质量怎么样？”钟南山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