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在人民大会堂。（摄于1991 年5 月）摄影/ 夏莉娜
7月22日一大早赶来的送别群众，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外排起了长队。记者看到送别万里最后一程的许多人都是自发前来的平民百姓，长长的人龙，举出来的各种纪念标语，都映照出在人们心中对这位为人民奉献一生的老人家的崇敬和爱戴。
在万里退休前后的一段岁月中，记者有幸数次采访这位功勋卓著的老人。特别是1994至1996年还参加了《万里文选》编辑工作，进而与他有了更多地接触，还被老人家称作“记者朋友”。在这个送别的时刻记者思绪万千，那些与万里为友的温暖日子，其慈祥之容、朴实之风、温和之语，犹在眼前耳畔……
我第一次接触万里是在1991年他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作为记者在他的住所中南海“含和堂”采访了他。这座被称作“含和堂”的宅院和毛泽东的故居仅一墙之隔，这是典型的中式建筑，房子很高，前面伸出很宽的过廊。每当春天，院中海棠树、梨树花团锦簇，满园清香。
那一次，万里委员长的平民情结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采访中使我最为感动的是万里常说的一句话：任何时候都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他在做领导工作的40多年中，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没有一点架子。人们都知道他有许多的朋友是领袖人物，有的是外国的国家首脑，有的是总理，也有议长议员、著名海外华人……但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也有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的朋友，有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有工人、农民，还有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
万里在50年代任北京市副市长时，就有很多普通老百姓的朋友，像掏粪工人时传祥，当时还是建筑工人的李瑞环、张百发……
在文化大革命中，陪“走资派”挨斗的都是走资派，而陪万里挨斗的是一个工人——时传祥和两个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李瑞环、张百发。每当想起这些事，万里总是说：“我感到自豪，这说明我不脱离群众。”
中南海万里家院子梨花飘香。摄影/ 夏莉娜
万里是个有情人，文革开始不久，时传祥被当作“大工贼”批斗，又被赶回老家，直到1973年在周总理的过问下，万里又把时传祥接回北京。时传祥回到北京病已很重，万里嘱托张百发给他安排住进了医院，不久，时传祥在医院去世了。
这以后，万里也很关照时传祥的老伴及四个孩子。万里到朝鲜访问带回来的大鸭梨也想到给时传祥的孩子们一份。1979年后，万里先后担任了国家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住进了中南海。他仍然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依旧保持着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一点也没有“官”架子。时传祥的孩子都可以经常去看望他。时传祥的老伴，一个朴实的劳动妇女也还是万里家的座上客。后来时传祥的四个儿子都在环卫战线上出色地工作，有的是骨干，有的成了领导。他们来看望万伯伯时，万里总是愿意听他们谈谈环卫战线上的事，从而更多了解普通工人们都在想什么。有一年春节前，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参加慰问首都环卫工人的茶话会，他在会上说，今年好几个地方请我去参加茶话会，我都没去，单单来参加环卫工人的茶话会，因为我对环卫工人是有特殊感情的，60年代我曾和时传祥同志一起掏过大粪……
我第二次采访万里是1994年的秋天，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要在南京大学为万里同志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我作为这一活动的采访记者随万里一行乘专机飞往南京。那一次我有幸在专机上与他打了一局桥牌。我记得万里是与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的朱启桢做搭档，我和万里的保健医生做搭档。由于紧张，我本来就不高的水平发挥的极差，我们输的是一塌糊涂……
到了南京还有一件事让我难忘。万里向到机场迎接他的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介绍我时说：“这是我的记者朋友小夏。”这使我很感动。那次从南京回来，我写了一篇通讯《万里博士，你好！》。后来这篇文章被多家香港报纸和美国的报纸转载。
万里多才多艺，爱好广泛。据传30年代，万里在冀鲁豫解放区工作时，被称为“四大才子”之一。他年轻时非常喜欢文学。他说过在山东师范学校念书时，甚至幻想当个文学家。他读过许多外国文学名著，有大仲马的、雨果的、德莱塞的、莫泊桑的……还读了不少俄罗斯作家的著作，像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许多书他都读过。中国的作家他最喜欢读鲁迅，特别是喜欢鲁迅的杂文。日本鬼子打碎了他当文学家的梦。“国都要亡了还当什么文学家。”参加革命后，由于工作忙，就没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有一段时间被“监护”在北京卫戍区。利用那段时间，万里把《鲁迅全集》读了两遍。当然他也大量地研读了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万里把那段时间能够坐下来读书看作是不幸中的万幸。在晚年万里把与很多好朋友在一起纵谈天下事当作一件快事。
90 岁高龄的万里还在打网球。摄影/ 夏莉娜
万里有两项被他称为“一动一静”的体育爱好，即网球与桥牌。网球是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学的。桥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重庆学的。从50年代初万里到北京以后，他便经常和小平同志在一起打桥牌。在一次采访中，万里曾告诉记者，那时常常是晚上到文津街俱乐部打桥牌。老人家的桥牌水平相当不错，曾经和世界桥牌名将、美籍华人杨小燕女士共同合作获得了1984年度世界桥牌最佳牌手奖——所罗门奖，这个奖是发给当年世界最优秀的桥牌手的。纽约时报的桥牌专栏主编评价说：“南家（按：这次老人家坐南家，杨小燕坐北）最后叫出的再加倍是进取精神的充分体现，表现出了一个人的非凡胆识，中国领导人似乎从心理上就倾向于加倍，这一点美国的外交官要牢牢记住。”世界桥联主席还代表世界桥牌爱好者特别赞颂了老人家：“万里是一位精力旺盛的桥牌爱好者，他以富于智慧和远见卓识著称，无论是在世界和中国桥牌界，还是在其他方面，万里都有着极好的声誉和口碑。”此外，老人家还获得过埃普生世界桥牌同场双人赛亚军。杨小燕曾经在杂志上讲评过老人家的一副大满贯的牌，说完全凸显了他的魄力和勇气，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水平。
然而，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万里，把自己绝大部分生命都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人民，那许许多多的业余爱好都只能融进“畅想曲”。
1993年3月，当他把委员长这一重担交出去以后，只保留了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网球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学基金会名誉主席这几个“职位”。万里的作风是一贯低调，离开政坛后，更是这样。他虽然仍然密切关注党和国家、人民的大事，但大家很少在电视、报纸上见到他，也从不参加各种奠基、剪彩等活动，更不轻易题词。他只想能轻轻松松地与朋友们一起打打网球、桥牌，然后读几本喜爱的书……
在万里即将迎来九十华诞之际，记者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又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在这座凝聚着他巨大心血的共和国雄伟建筑里，他宽坐在沙发里，银丝满头，脸色红润，思维清晰，他依然能记得许多球友、牌友，记得他们的爱人、孩子的情况。他说：“多亏了有这两项‘一动一静’的体育爱好，打牌运动脑子，打球运动身体。”“文革中因为打桥牌我们上了大字报，还上了红卫兵小报，在一副漫画上，画着彭真给刘少奇抬着轿子，手里拿个大蒲扇；我给小平同志抬着轿子，手里拿着扑克牌……别说，画得还挺像。呵！呵！”历史长河里的沉沉浮浮，只如此般偶尔闪现在他的谈笑之间。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那些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早已烟消云散，惟有他为百姓做的一件件实事永远留在了百姓心中……
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在北京兴建国庆工程——十大建筑的决定。万里担任了国庆工程总指挥的重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城一批雄伟的建筑落成了。特别是人民大会堂，即使是55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认为这是中国建筑史上少有的创举。毛主席在参观了大会堂后的第二天，在中央的一个会上称赞他说：“北京有个万里，日行万里。”
万里夫妇和5个子女——从左起：万季飞（老四）、万仲翔（老二）、万伯翱（老大）、万淑鹏（老三）、万晓武（老五）。（摄于1995年12月1日）摄影/夏莉娜
1975年，持续8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铁路运行的混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邓小平提议由万里出任铁道部部长。到铁道部的头一年中，万里在下面跑的时间就有六七个月，四下徐州，三顾郑州，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铁路终于正点，为全国各方面的整顿打下了基础。老百姓口中的“铁路正点万里行”是对其最佳的赞美。
1979年，万里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支持安徽农民“包产到户”的创举，开了农村改革的先河。1980年安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要吃米，找万里”是发自农民内心的赞颂。
万里在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以后，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他在安徽的实践，与中央同志一道在全国农村推行改革，使广大农村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化。
1988年万里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他主持全国人大工作的5年当中，为实现依法治国而辛勤工作。恢复和加强了全国人大的信访工作，加强了全国人大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其所领导的全国人大加快、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经济立法。万里也十分重视人大的监督工作，首次提出了“要把法律实施的检查放在与制定法律同等重要的位置”，使全国人大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
敬爱的万里，您一路走好！您的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2015年7月22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前来送别万里最后一程的很多都是自发的老百姓，举着各种纪念标语表达对他的敬仰和怀念。摄影/夏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