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皮具城内，有LV、爱马仕等全球知名奢侈品包，专柜价数万元不等，这里的高仿假包只要数百到2000余元不等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连续第二年提“打假提案”
3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及知识产权保护及假冒伪劣治理问题，“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
今年两会期间，多个委员代表在两会上关注“打假”这一全民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连续第二年提“打假提案”，呼吁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建议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共同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中国已到了必须解决假货问题的时候。假货治理是一项全民事业，需要形成合力、多方参与、综合治理。”新任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浙大法学院院长、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朱新力也在今年提了“打假提案”。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确立法律的威慑力，借鉴治理酒驾的成功经验，确立严刑峻法的打假模式，如设立更高的惩罚性赔偿措施，以经营额为计算基准，实现“一次造假、终身负债”的经济制裁。在“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成为全社会共识时，严打制售假、共同推进制假直接入刑的呼声，也成为今年两会的一大热点。日前阿里巴巴集团也再次向全社会呼吁，共同推动加重刑罚打击制售假，继续“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政府工作报告：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
3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在对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部分，李克强总理提到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等多个方面。
报告提到，2018年将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同时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让问题产品无处藏身，不法制售者难逃法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称，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和制止假冒伪劣蔓延，目前从政府层面、产业层面、社会层面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尤其是政府多次在顶层设计和战略制定中，将知识产权保护和打击假冒列在突出的地位，使得这一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知识产权保护和打假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到创新环境的建设，创新资源的激励和分配，特别是涉及到新技术领域投资结构的优化，因此应当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远来看，将对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都起到深远的影响作用。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表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上述表态，反映出我国最高层非常重视打假问题，在政策方向的指引下，打击假货将保持高压态势，对制假售假加重处罚、提高违法成本将逐步实现，可以期待未来在法律、政策上有关假货治理的相关规范将不断完善，无论线上线下的假货都将得到更有效的治理。
“对于假货问题，目前政产学研等各界的认识趋向一致，媒体宣传也在不断强调。”阿拉木斯指出，打假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一部分，“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占有的比重不断提高，消费升级也成为当下的紧迫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供给侧不能给人们提供质量可靠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产品，消费升级所带来的红利也只能转移到海外市场，甚至是被假冒伪劣产品所掠取。”
阿拉木斯认为，提升消费品质的前提是提升生产品质，这其中就包含了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严厉打击的需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绝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纳入到国家战略之中，随着新零售、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发展，未来企业的品牌价值将会进一步凸显。
新老政协委员均提打假提案
近日，也有委员代表关注针对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话题。就在政协开幕当天，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抛出了《关于对制假售假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的提案》，被称作“打假提案2.0加强版”，并引发热议。
该提案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这部分内容遥相呼应。他呼吁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建议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共同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朱征夫透露，连续第二年“死磕打假”，源于一次“惊心动魄”的暗访调研。2018年2月，确认连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朱征夫，去某皮具城暗访。他发现国内大批自称海外代购微商来此选货，2万元LV在这只需800元，他亲眼目睹外国人来此囤货并称回国当真货卖。
“触目惊心！假货源头不除，必然多平台跨国境流窜，成为社会一大毒瘤”。与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一同调研暗访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蒋洪峰、全国人大代表卢馨，他们也相继呼吁加大对假货的打击力度、严惩制售假行为。
“关注打假多年，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假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理，但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解决假货问题的时候。”在多年担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之后，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朱新力也带着“严惩假货犯罪”等多份提案上会。
据媒体报道，打假业内专业人士分析称中国的假货产业带呈现出七大特点。第一，假货产业带分布广泛，区域性、行业性、领域性特点非常鲜明，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广泛的流向;第二，假货的产业从业者青年人居多，80后、90后占有非常大的比重;第三，假货产业已经分布到各个产业，从鞋类、服装、箱包、保健品、数码产品，大量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第四，假货问题已扩散到线上交易的不同场景中并呈现跨平台流窜的态势，不仅传统的电商平台面临假货困扰，社交平台已成为一个新的假货洼地;第五，假货在线上线下交互隐蔽地传播已成为普遍现象;第六，假货的跨境流窜已逐渐成为趋势;第七，以知识产权流氓和刷单炒信，收取保护费为代表的网络黑社会现在开始盛行。
朱征夫表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升级的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假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毒瘤，威胁着诚信体系建设。因此，加大假货源头治理，全社会要形成合力，对假货跨国境多平台流窜等问题加大解决力度。
公安部“春雷行动”围剿假货产业带获赞
据公安部官网消息，2017年12月，公安部曾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春雷行动”——严查日化用品、妇幼用品、服饰箱包等重点领域，“特别是针对各地屡打不绝的地域性造假‘顽疾’开展严厉打击和集中整治”。
“春雷”行动结束后，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相继推出了多篇“围剿假货产业带”系列报道。据中国警察网报道，公安部“春雷行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打假行动，意在对全国多年难以摘除堪比毒瘤的假货产业带进行围剿、清洗。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王文华点赞公安部集中整治假货产业带——体现了国家要全力打击制假售假行为的决心。严打制假源头，清洗围剿假货产业带，可营造良好商业环境，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助推新经济发展。
“必须意识到，打假也是供给侧改革”。朱征夫称，打击假货，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更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朱新力此前一直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任职，学者出身的他一直以温文尔雅的形象示人；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到全国政协委员，不一样的身份给他赋予了不同的职责和使命。
他认为，治理假货并不容易，这是一项全民事业，需要全社会合力、多方参与、综合治理，而目前我国对于假货治理的法律依然落后，存在定罪标准唯数额论、犯罪黑数高、法定刑过轻、犯罪成本低等问题。
假货多平台跨国境流窜日益严重
“为何假货源头屡打不绝？相对执法成本的高昂，制售假违法犯罪的成本明显极低。”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知产保护总监叶智飞称，2017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通过大数据模型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共排查出5436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疑似制售假线索。
受执法资源紧张及诸多因素限制，执法机关接收1910条，公安机关已进行刑事打击的为740例。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有的63份刑事判决书，这些案件中被告人从被采取强制措施到宣判的平均办案时长约344天，共判决129人，其中有104人缓刑，缓刑率高达81%，比2016年高2个百分点。
叶智飞介绍，正是由于犯罪成本过低，线下假货生产源头仍未根除，许多制假售假犯罪链条和网络依然活动猖獗，甚至形成行业性、领域性、区域性假货产业带。“制售假已成为妨害社会大众创新的毒瘤，并深远影响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叶智飞说，制售假暴利正在驱使年轻人铤而走险违法犯罪。2017年，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的制售假犯罪嫌疑人中，80、90后约占83%。
与此同时，一些制售假分子向微商等多个社交平台及其他电商转移，制售假团伙为攫取利益、逃避打击，多平台跨国境流窜现象日益严重。
阿里巴巴据此呼吁，只有全社会“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全社会共同推动制假直接入刑，并引入惩罚性赔偿，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才能彻底遏制全社会的假货问题。
对此，朱新力也在提案中给出了立法端该有的对策和建议。他建议降低入罪门槛，适度扩大打击范围。包括刑法的定罪标准从唯数额论转向多元化，将“多次制假售假”、“受到过行政处罚后又制假售假”、“制假售假多件（套）”等情形也作为定罪标准。
朱新力委员还建议，加重法律责任，增加违法成本。比如，提高罚金数额，建立黑名单制度等，实现“一次造假，终身负债”的经济制裁。而深受假货毒害的平台方阿里巴巴也喊出了“让售假者疼”、将售假者罚得倾家荡产等口号。由此可见，惩罚性赔偿这一举措已成为多方共识，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不谋而合。
加大惩戒力度 要像抓酒驾般打假
事实上，“打假”这一话题在去年两会期间就备受关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致信两会代表，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公开点赞“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并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大惩戒力度，建立企业信用系统是让假货不断减少的方法。
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制假售假是全社会的公害。治假涉及到整个社会，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需要共同发力”。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刘平均也明确呼吁，国家要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犯罪成本，才能有效遏制不法分子的投机心理。
在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也提交了《关于对制假售假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的提案》，建议加重对制假售假者的处罚。法学专家对此高度认同并倡议：假货生产同样日益公开化产业化，应借鉴严格执法加重刑罚的方式进行治理。
而今年，朱征夫继续在两会提交“打假提案”。
3月2日，由中国青年网主办的 “两会大家谈”视频访谈节目上，朱征夫认为，假货难治理的根源在于诚信缺失，这一源头在于线下的经济问题，会危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必须意识到，打假也是供给侧改革”，朱征夫认为，要进一步完善监管，打击假货，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更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在“两会大家谈”视频访谈的现场，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孙军工也表示：“对于假货问题，我们应该全方位地考量它对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治理带来的全方位的冲击和影响，只有这样认识假货问题，我们再深一步地去讨论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基础的一些元素，这样趋利避害，我们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朱征夫称，今年再次“死磕打假”，重点在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朱征夫的“振臂一呼”也引发了连锁反应。
全国政协委员蒋洪峰也表示，假货治理无论是立法方面，还是将来通过判刑等方式加大打击力度，都需要呼吁整个社会一起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教授，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维指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策略，要顺应这个互联网时代犯罪的特点，制定有关打假的相应策略，“一个是要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动用所有的力量，体制性地解决问题。另外，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树立起来这种社会共识。”（记者 董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