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毒瘤,威胁着诚信体系建设。”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继去年呼吁对制售假“加重刑罚”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继续与假货治理“死磕”。
朱征夫透露,今年他将提交《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的提案》,提议要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并加大对制售假人员的经济惩罚,发挥立法对制售假犯罪威慑和预防作用。
“无论是电商平台、社交平台,还是线下渠道、线上渠道,全社会要形成合力,尤其是针对跨平台跨国境、多渠道、线上线下并发的售假新形态,对制售假犯罪要严厉打击,加大制售假的源头治理。”朱征夫表示。
令人欣慰的是,制售假乱象已经越来越引起高层重视。今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让不法制售者难逃法网,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坚定了政府打击制售假问题的决心。
朱征夫并非孤军奋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朱新力带着“严惩假货犯罪”等多份提案上会。他呼吁,严惩假货犯罪,提升国家形象。
朱征夫委员关于制售假问题的提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及假货治理,立刻在法学界引发热议。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表示,制售假行为屡禁不止,主要原因在于刑罚打击力度不足、各地司法部门和执法机关在假货治理问题上标准不一,导致制售假行为违法犯罪成本较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专家认为,从立法上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执法上统一各地标准、探讨多元治理模式以提高制售假者违法犯罪成本等几个方面,有望成为未来解决假货问题的重要途径。
“我国刑法中已经设立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来专门打击制售假行为,但20多年来一直没有调整,现在是时候与时俱进地进行完善了。”在谈到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说。
王新介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入刑门槛条件是销售额达到5万元,“也就是说,即使司法机关查明了某人有制假售假的行为,但如果销售金额不到5万元,或者销售情况很难查明,就无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这无疑对于打击制售假行为十分不利。”
除了降低入罪门槛,还应适度扩大打击范围。朱新力委员在提案中建议,加重法律责任,增加违法成本。包括明确设定适用缓刑的条件,以限制适用缓刑;取消倍比制罚金规定,提高罚金数额;强化附加刑的力度,增设终身禁止从业等规定;建立黑名单制度,将制假售假者从市场生产活动中彻底排除;设立更高的惩罚性赔偿措施,以经营额为计算基准,实行“一次造假、终身负债”的经济制裁。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凌云认为,这么多年来假货屡禁不止,一方面,不少人法律意识淡薄,道德素养仍需加强,对假货没有形成抵制的心理,让假货有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执法成本较高和制售假行为违法犯罪成本较低,也让假货现象难以灭绝。
2017年12月,公安部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春雷行动”,针对屡打不绝的地域性造假顽疾展开集中整治。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王文华认为,公安部集中整治假货产业带,体现了国家要全力打击制假售假行为、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决心。“打假就是要抓住源头。”王文华表示,打击制假源头,是保护消费者和正品商家合法权益的有力之举。
王文华认为,事实上,打击假货产业带,对于当地产业的转型升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有促进作用的:“从企业来讲,合规是唯一的出路,只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才能持续发展。对于当地来说,打假是重建社会诚信、营造良好商业环境的必经之路。”
“只有严厉打击制假售假,才能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否则,被侵权者就没有动力进行知识产权创造,侵权者也更愿意盗用别人的创新成果来发展自己。”王文华表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认为,假冒伪劣商品的产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生产、运输、销售、使用等多个环节,会有众多主体参与其中。在他看来,治理假货也需要系统性地来应对。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当前各大电商平台对假货问题十分重视,频频出重拳进行打击,因而在传统电商平台上,假货问题已经有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但与之相伴的是,这些被打击的假货,正在向一些新兴的社交平台流窜,除了人们熟知的朋友圈、微商,当下人气颇高的直播、短视频等社交平台,也正在成为假货泛滥的渠道。
朱巍透露,社交平台电商治理问题已经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开展课题研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对社交平台上涉及售假、虚假宣传、传销等一系列问题出台明确、可供执行的行为规范。
对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及重视假货治理的表态,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表示,这反映出最高层非常重视打假问题,在这样政策方向的指引下,打击假货将保持高压态势,对制售假加重处罚、提高违法成本将逐步实现,可以期待未来在法律、政策上有关假货治理的相关规范将不断完善,无论线上线下的假货都将得到更有效的治理。
“对于假货问题,目前政产学研等各界的认识趋向一致,就是要严厉打击才能取得成效。当前有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企业在共同呼吁降低制售假入刑标准、积极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能够让制售假者主观上不想、客观上不能继续重操旧业,我认为十分有必要。”阿拉木斯表示。
朱新力委员在提案中指出,只有坚持像治理酒驾一样的理念,通过严刑峻法表达国家对假货零容忍的态度,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假货问题,实现“天下无假”的美好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