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内涵式发展的高等教育没有休止符。”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吕建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了“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早在10年前,南京大学就开始关注学生未来的发展走向问题,实施了“三三制”培养模式改革。改革让学生有三条途径可以选择:一是专业学术道路,学校有专门设计好的课程模块和导师指导体系;二是交叉复合型人才,因为南京大学学科门类多,学生可以跨界学习;三是创业就业型人才,南京大学入选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
吕建发现,改革是“牵一发动全身”,倒逼学校课程体系改革,也逐渐改变教师重视科研、不重视教学的教学生态。“高等教育真是没有捷径可走,内涵式发展是一个缓慢变量。内涵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吕建说,大学的内涵是丰富多彩的,包括精神内涵、办学理念、治理体系、改革举措、学科结构、大师治学、学生成长。
“双一流大学建设一定要把人才培养放到突出位置,培养一流人才的才是一流大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张政文说,不同学科专业人才培养不一样,各有各的规律,所以要实事求是,按人才培养的规律来培养。
“高质量发展”是今年两会的热点词汇,现实生活中,也越来越成为百姓评价教育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坚持内涵式发展是实现高质量教育必由之路,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则是坚持内涵式发展的立教之本。近年来,高校人才流失状况屡见报端,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高校的人才流失比较严重,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作为贵州大学本土培养出的院士,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副校长宋宝安拒绝了很多地方的高薪聘请,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
他认为,培养教师对学校的认同感非常重要,要有文化认同、感情认同,要给他们舞台,大多科学工作者还是深爱一直奋斗的这片土地。
这几年来,宋宝安所在的贵州大学高层人才机流出去很少,流进来的人才越来越多。
“贵州缺人才,人才少了,相对竞争就少了,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就很容易迅速地成长起来。在相对的一个后发赶超的省份,有时劣势也是优势。”宋宝安说。
在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看来,“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各个高校人才竞争十分激烈,教师流动不可避免。“经济学上我们常讲顺差,而人才流动我们喜欢讲逆差,都希望优秀的老师能进来,自己的人才不被挖走。”为了留住精英、吸引人才,事业留人、情感留人、待遇留人一个都不能少,“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人才机制,促进人才规范合理流动。”
“这不是一道行政命令就能决定的。”张政文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规律,资源都向优势端聚集,这也是自然规律,学校要考虑怎么去重新配置资源,怎么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来稳定队伍、合理流动。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说,如果人才是封闭、不流动的,也不利于社会发展。人才流动是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活力所在。人才的合理流动要有序化,要合理化,要为发展所用。
他认为,应尽量减少对其他高校的影响,或者拉大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有些地区应该眼界高一点,从国际市场上引进人才。而那些经常被挖人才的单位,也应增加人才的文化认同感。这些也是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