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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命名“人民大会堂”

文章来源:中国人大网 发布时间:2019-02-28 16:36:13 责任编辑:单榕
毛泽东观看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

人民大会堂是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兴建的首都十大建筑中规模最宏伟的一座。1959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主席来到建筑工地视察,将这座建筑命名为“人民大会堂”。从此,人民大会堂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正如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了造福于人民的议政大厅。

建大会堂是毛泽东的夙愿

早在延安时期,1945年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伴随着庄严的国际歌声,毛泽东环视着这座只能容纳几百人的礼堂说道: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建一座能够容纳一万人开会的大礼堂,使党的领导人能够和群众一起共商国家大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又提出要建一座万人大礼堂的想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毛泽东还问当时的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完全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盖起一座万人大礼堂? 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北京城的改建问题时,更是明确提出了要在北京建万人大礼堂的设想。1956年,我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威信,广大人民群众渴望能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从此,便酝酿在北京建设一个大型的礼堂,以供党中央开会使用。这个呼声到1958年时更加高涨。1958年7月,北京市规划局派人专门去莫斯科考察,准备筹建一座能够容纳万人的礼堂。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实现这个梦想。中共中央作出指示,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国庆重大建筑工程,这些重大建筑必须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这些工程还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全国农业展览馆等。

万人大会堂从设计一直到完工,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非常关心工程的进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都倾注大量心血。周恩来、彭真多次强调“人民是主人”的设计思想。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根据改建天安门广场的需要和毛泽东的心愿,多次指示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要做好改扩建天安门广场和建造万人大礼堂的准备。1958年9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向在京的设计、施工单位的专家作动员报告。他指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明年要大规模地庆祝建国十周年、展现我国各方面成就的决定。届时将邀请外宾和华侨来参加国庆活动,需要建设万人大会堂和5000人的大宴会厅以及居住的宾馆等重点工程。1958年11月初,彭真等人来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会议室向中央书记处进行汇报。1958年12月底,中央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并亲自作介绍,最后一致同意天安门广场规划和这些工程的方案。从设计到施工中有关重大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中央领导亲自过问。大会堂体积大、结构复杂,特别是大礼堂两层挑台,二层挑台伸出29米,三层挑台伸出22米。大会堂全部建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体积约160万立方米。这样庞大复杂的结构,安全问题、防震措施等困扰着设计人员。对此,1959年1月中旬的一天午夜,周恩来把万里、赵鹏飞和沈勃叫到中南海,详细询问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材料、施工准备情况后,谆谆嘱咐说,一定要抓好大会堂的结构安全向题,否则会在世界上造成坏的影响。周恩来还谈及以往的经验教训,风趣地说,你们三个人抓结构安全,如果发生问题,那就是“三个人头一把火”!接着,周恩来讲了“三个人头一把火”的典故。1938年11月,日本鬼子还没打到湖南长沙,国民党当局就慌忙放火,把长沙城烧成一片瓦砾。后来,面对广大群众的强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把当时长沙警备司令、警备二团团长、公安局局长3个人枪毙了。1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座谈会,会上,周恩来强调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周恩来对施工、技术问题作出了指示。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大会堂结构安全小组和建筑艺术小组,由赵鹏飞抓材料质量和施工质量。大会堂工程作为迎接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工程”之首,从1958年10月28日正式动工,在此期间,全国人民给予了巨大支援,先后有18个省、市、自治区选派了7000多名优秀工人和技术人员来京直接参加了工程建设;有23个省、市、自治区的500多家工厂克服各种困难,如期完成了定货,为大会堂赶制出了5000多项建设配件和设备。在施工中,上万名建设人员昼夜苦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活动,其中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300多人奋战9昼夜,完成了过去一个半月的工作,工地上出现了“学百发、赶百发”竞赛活动;李瑞环木工青年突击队负责铺设大会堂宴会厅的品花地板,研究出新式“推车式”地板刨,使原来要45天工期完成的工作只用8天半时间就完成了。经过紧张施工,1959年7月25日,大会堂验收委员会成立,随即对大会堂的各个部位进行了严格检查和验收,以确保安全投入使用。

为何叫“人民大会堂”

9月9日凌晨零时,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谈话。凌晨2时30分,一同参观了即将竣工的大会堂。毛泽东在万里、齐燕铭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大会堂工地视察。跟迎候的人们一一握手后,毛泽东穿过宴会厅,径直走进万人大礼堂,登上主席台。当时,整个主席台被灯光照射得绚丽多彩,工人们正在安装电动幕布,忽然有人喊了声“毛主席来啦”,工人们放下手里的工作,激动地围在毛泽东身旁,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毛泽东向工人们频频招手,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毛泽东乘坐电梯来到了大礼堂的二层挑台,查看了二层的布局。他饶有兴趣地坐在新装的座椅上,试试合适不合适,能不能看清楚主席台。

毛泽东问身边的人:能在这儿吸烟吗?

陪同的工作人员回答:已经完工了,可以吸烟。

毛泽东从兜里掏出一盒香烟,让大家吸,自己也点燃了一支。毛泽东一边和大家亲切交谈,一边抬头看着葵花向阳的大顶灯和水天一色、满天星斗的天花板,满意地点头。离开二层挑台,毛泽东又来到宴会厅,询问了宴会厅的面积、高度和能够容纳的人数。在大厅前,毛泽东停下了脚步,若有所思,脸上流露出微笑。这里将要永久悬挂画家傅抱石和关山月以毛泽东创作的《沁园春·雪》为题为大会堂创词意画《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国画,此前毛泽东对画稿提了修改意见(巨幅国画终于赶在国庆节之前完成,9月27日,毛泽东为画题写了“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字)。随后,毛泽东来到北京厅,坐下来休息。他向万里详细询问了工程的概况和施工的情况。当万里汇报到这个工程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大,仅用了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而故宫却用了10年才初步建成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是万里哟,你日行万里,施工进度快,好嘛!

万里谦虚地说:这是两万多名职工废寝忘食、日夜奋战和全国各地大力支援的结果。

毛泽东感慨地说:这些同志不为名,不为利,这样努力工作,应该给他们立个纪念碑。不过,人数太多喽,碑上也写不下那么多人的名字呀。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不为名、不为利的共产主义精神。

万里接着说:这个工程至今没有命名。周总理曾讲过,到时候要请毛主席命名。

毛泽东问:你们平时怎么叫呢?

万里说:工人们叫它大会堂工地,我们一般叫大会堂或人大会堂。有人提议叫人民宫。

毛泽东说:“宫”嘛,有些封建。

万里又说:还有人建议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

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太长了。打一个比方说:我们的总路线前面有主语,“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但通常把它省略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家要问老百姓,你到哪里去了?老百姓一定说:到人民大会堂去了。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因为它是属于人民的!3时30分,毛泽东又回到了宴会厅的前边,走下楼梯,从北门离开了人民大会堂工地。从此,这座雄伟的建筑有了自己的名字——人民大会堂。

对于人民,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情感。

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48年4月,毛泽东在五台山附近的繁峙县伯强村与村干部、群众座谈,毛泽东指出:不要迷信庙里的佛爷,人民大众才是真正的佛爷!1948年党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革命胜利后,毛泽东谈论最多的是人民。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典礼上,当游行的人民欢呼喊“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向人民挥手致意,喊出: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典礼后,毛泽东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才对得起人民呀。后来,毛泽东对人民达到崇拜的地步,1975年,毛泽东会见前南斯拉夫外宾时说:人民就是上帝。

正是对人民的特殊情感,毛泽东把大会堂命名为“人民大会堂”,也就顺理成章了。

9月10日,历时10个月零13天,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并交付使用。与此同时,其他多项国庆工程项目也陆续建成。而人民大会堂正如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座由人民设计、人民建造、造福于人民的议政大厅。1959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招待会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参加。从此,人民大会堂肩负着时代的重托,担当起伟大的历史使命,成为我国政治、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地方,党和国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各项政治和内外事活动。

(本文作者为国家档案局副研究馆员)

主要参考文献: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2.王争鸣主编:《奇迹是怎样创造的:人民大会堂建设史话》,中国书店,2001年。

3.叶倾城:《我们怎样建造了人民大会堂》,载《中华遗产》,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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