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记者：相较于外资三法，外商投资法最大的进步在哪里？
李成钢：因为外资领域的法律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讲，它可以被归为我们开放的法律。所以，最大的变化首先是在开放上，比方说，我们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这是一个很革命性的变化。
以前，我们是用正面清单的思维，就哪些领域让你来做，我就写在那儿，而现在，我们是负面清单，除了哪些不能做的，其他你都可以做。
可以说，这是一个更高水平的开放，这是在开放方面。第二个就是在改革方面，刚才我也提到，我们以前的外资三法构建了一个从企业设立到退出的全链条，以审批为主的监管模式。而随着我们“放管服”的改革，我们行政治理能力的不断地提高，对这种传统的管理的方式要进行调整。所以，我们现在的管理架构从重审批移到了重监管、重保护、重服务。这是第二个方面突出的特点。第三个方面突出的特点就是，我们在促进和保护上有了更完善的制度安排，促进外国投资到中国来发展。
我们会不断地修订与外资相关的负面清单。我们会加强外商投诉机制的建设，更好地保护外商的权利。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一些关切。比方说，技术转让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在新的法律中都有较好的体现。应该说，这几个方面是我们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突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