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舒服啊？”5月12日一大早，涿州范阳医院的诊室里就挤满了人，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涿州范阳医院院长周松勃接诊了一位“老病号”。
“老病号”姓王，家住距离医院五里远的村子。十年来，她一直找周松勃看病。门诊不收费，针灸不收费，孤寡老人全免费，是周松勃多年来的行医理念。
疫情期间，大部分群众尽量不出村、不出社区，周松勃就组织医院员工，成立了15人的义务医疗服务队，3人一组，12小时一轮班，每天24小时在线诊疗，全程免费。
作为人大代表，周松勃今年两会关注的重点是网络医院、“隔空问诊”。“我希望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在基层医疗机构尽快落地、落实。”周松勃说。
谈工作
门诊、针灸不收费 孤寡老人全免费
新京报：门诊不收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周松勃：这是我从行医开始就坚持做的。门诊不收费，针灸不收费，孤寡老人全免费。
我的行医理念是，有钱没钱都看病，花小钱看大病。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村民，我都是先看病不收钱，他们啥时候有钱就啥时候给，我也不主动要账。这次来看病，钱带得不够，打个欠条，我也会让病人把药拿走。
到今天，攒在手里的欠条有几千张，金额总计有好几十万了。
新京报：从小诊所到新医院，诊疗条件有什么改变？
周松勃：原来看病的小诊所就是我们家，在刁四村村子里。我们家门口只有一条窄小的路，一旦看病来的人多了，门口就经常堵车。诊室里也是经常“人满为患”。
去年9月份，我们就开始筹备建新的医院。今年1月，我们正式整体搬迁至现在的范阳医院。床位由25张增至230张，面积由600多平方米增至近4000平方米，新引进了彩超、CT、DR、核磁等新的检查项目，村民能在家门口看的病越来越多。
好多“老病号”一来我们这，都感慨说新医院漂亮、干净，比原来好太多。
除了增加检查项目，我们还新招聘了医护人员。但门诊不收费，针灸不收费，孤寡老人全免费的收费制度仍然仍在实行。
谈疫情
疫情期间网络问诊受惠近万名患者
新京报：为什么一直坚持做病历记录？
周松勃：从1987年开始，我就养成了做病历记录的习惯。每诊治一名患者，我都会将病人的姓名、住址、就诊时间、症状、用药等情况记录在册。
三十多年来，我整理记录了255本病历册，病历超过50万份。这种习惯让我能对患者的既往病史、用药过敏史、家庭病史和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新京报：疫情期间发挥了作用？
周松勃：是的，疫情期间，这些档案也派上了用场。
有段时间，保定全市二级以下的医院、卫生院、诊所等基本停诊，大部分群众也尽量不出村、不出社区，出门看病成了个难题。我就开始通过网络解答病患的疑问。有些“老病号”，基本上听完他们的描述，我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以对他们进行简单的用药指导。
另一方面，我还在院内成立了15人的义务医疗服务队，3人一组，12小时一轮班，每天24小时在线诊疗，全程免费。工作最繁忙的时候，团队每天能接到上百个求助电话。
新京报：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网络问诊案例？
周松勃：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网络问诊，发生在凌晨2点。一位患有心脏纤颤的患者，当时突发意识模糊，情况危急。家属联系上我之后，我通过网络视频指导，大概半个小时后，病人危情解除。
新京报：这期间有没有总结出一些心得？
周松勃：网络问诊几个月来，我自己也积累了一些心得。其实许多患者最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安慰。
今年2月13日，我接到了一名未成年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的求助。这名少女当时正一个人在酒店进行隔离观察。由于年龄尚小，没有独立生活的经验，再加上对疫情的恐慌，紧张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隔离的第4天，她开始低烧。一系列的检查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低烧持续不退。我对她进行了辅导，3天后，她的低烧退了，解除隔离。
像这样的心理疏导还发生在许多慢性病患者身上。每次接到电话求助，我都会劝导患者放松心态。从疫情开始后，我这里通过网络问诊的患者已达到近万名。
谈建议
尽快建立网上医院 优化基层医疗体系
新京报：这次两会，主要的建议是什么？
周松勃：疫情期间与患者的网络沟通，让我关注到基层卫生还存在许多不足，例如基层的卫生机构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均衡，设施陈旧落后，全科医生严重不足等问题更加凸显，老百姓多发病、常见病的诊疗需要得不到满足，基层和乡村医生队伍力量薄弱。
我的建议之一就是尽快建立网上医院，优化基层医疗体系。
新京报：具体来说，“互联网+医疗健康”应如何落实？
周松勃：首先是要加强宣传推广。尤其是在基层卫生室等信息相对闭塞的地方。随着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的推进，更需要互联网技术来解决医疗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
其次要明确服务价格，健全互联网诊疗收费政策，使医疗服务严格进行价格公示。比如在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服务内涵、计价单位、价格、说明等内容，接受社会监督。
会诊方如实说明远程医疗服务的内容、费用，诊治要征得患者的书面同意，不能强行服务、强行收费；进一步完善医保支付政策，逐步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诊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新京报：还有哪些配套需要加强的？
周松勃：尽管2018年国家已经出台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相关意见，不少地方也相继出台了配套政策，但两年来，互联网医院在基层推广落地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预约挂号、远程会诊、复诊咨询、线上付费、药物配送等环节还存在瓶颈，在宣传推广、责权利明晰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
要明确法律责任，当因远程医疗发生争议时，远程会诊由享有最终决定权的邀请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远程诊断则由邀请方和受邀方共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互联网诊疗中，医疗机构可直接面向患者提供服务，本质是传统实体医疗机构部分服务的线上化。所以当因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发生纠纷，应由提供服务的该实体医疗机构承担责任。
此外，互联网医院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理应自行承担其责任，但互联网医院的不同类型差别较大，法律分担也应有所区别。发生医疗争议时，实体医疗机构单独设置的作为第二名称的互联网医院应自担责任；实体医疗机构与第三方合作共同设置的作为第二名称的互联网医院应由实体机构和第三方共同承担责任。
我希望能尽快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在基层医疗机构尽快落地、落实。
“我的行医理念是，有钱没钱都看病，花小钱看大病。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村民，我都是先看病不收钱，他们啥时候有钱就啥时候给。
疫情期间与患者的网络沟通，让我关注到基层卫生还存在许多不足，例如基层的卫生机构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均衡，设施陈旧落后，全科医生严重不足等问题更加凸显。”——周松勃
新京报记者 应悦 寇家祥 徐天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