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从参与“网约车第一案”专家研讨到今年两会，已连续四年向全国人大提交改进“网约车”管理办法的建议。

“出租车管理体制改革难、打车难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倍受社会关注，所以从网约车问世起，这种新的出行方式就引起我的特别关注。”蔡继明在接受中国网记者专访时说。

蔡继明的研究团队下载了6个打车APP，体验每一个平台的服务、分析其优劣，跟踪研究网约车行业发展已经五年多。

“网约车是具有共享经济属性的一种新业态，是‘互联网+交通’的典型代表，它以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为驱动，对传统出行方式实施现代化改造，从而为居民提供了一种更安全、更便捷、更舒适的出行服务。”蔡继明说。

“互联网+交通” 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2015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随后，《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共享经济，规范发展网络约租车”，这就为网约车行业的发展开了绿灯。

2016年7月27日，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联合颁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称《暂行办法》），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网约车合法性的国家。

蔡继明在调研中了解到，2016年6月至 2017年6月，滴滴平台创造了 2108万个灵活就业和收入机会，其中393万司机来自钢铁、煤炭等去产能行业，超过 178 万司机为复员、转业军人。

在蔡继明看来，网约车的出现对提高城市运行效率、疏解交通拥堵、降低环境污染、营造诚信社会环境、盘活闲置资源和灵活就业等方面均有助益。

行业发展仍存制约因素

《暂行办法》实施后，截至 2017 年底，在全国 297 个地级市中，已经有超过 200 个城市出台了地方细则。

几年来，蔡继明通过与网约车司机广泛的沟通、交流、调研以及参加各种法律咨询会和学术研讨会，发现“很多城市遵循了《暂行办法》推动改革，实施包容审慎监管的精神”。

“然而部分地方政府出于对本地传统行业的考虑，还有一些观念上的认识局限，传统的思维惯性，使得中央层面制定的政策在部分地方具体实施时反而不利于网约车行业的发展。”蔡继明说。

例如，一些地方交通主管部门的培训中心、社会教育机构出于营利目的，举办各种网约车驾驶员考试培训班，并声称不培训就无法通过考试，这催生了网约车的“考试产业链”，加重了司机的从业负担。

2017年3月2日，有媒体报道，南京首场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报名参考的76名驾驶员中，仅有10人在两门科目中达到80分的合格线。上海、宁波等地也出现过类似问题。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今年两会，蔡继明提出了“给予非本地户籍市民同等的从业权利；取消地方网约车管理细则对车辆的不合理限制；进一步简政放权，减轻企业负担；加强政企合作，提升监管能力”等四点建议。

让“子弹”飞一会 改革仍在路上

今年2月27日，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显示：2017年我国参与共享经济活动的人数已超 7 亿，提供共享经济服务的服务者人数约为 7000万人。

报告还显示，预计到2020 年，共享经济领域提供服务者有望超过1亿人，中国共享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将超过10%。

“出台文件并不是改革工作的结束，而是开始。”今年2月，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刘小明称，从改革效果来看，距社会公众的希望、群众出行需求、改革目标还有差距。交通运输部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优化、完善政策措施，将出租汽车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对于网约车行业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蔡继明认为，要让“子弹”飞一会儿，对诸如网约车之类的新兴业态不能求全责备，要以一种包容审慎的态度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管理办法。

“在网约车行业成长过程中，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责任是为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公平竞争、协调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空间，而不能用管理传统出租车的方式去规制网约车新业态的发展。”蔡继明说。 

（文字/尚阳 廉皓晨 策划/尚阳 摄像/尚阳 宋桉柢 黄牧晨 剪辑/吴佳潼 张颖颖）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工美集团握拉菲首饰有限公司设计部主任侯湛莹参与设计的《和美》纯银丝巾果盘与《梦和天下》首饰盒套装分别在2014年APEC会议与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作为国礼赠送给各国领导人及其夫人。

“国礼体现了民族文化与国家精神，它的设计有着博大精深的内涵，是其他设计无法达到的高度。”侯湛莹对中国网记者说。

今年的全国两会，侯湛莹带来了“关于加强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人才吸引、人才培养和人才保护”的建议。

七人团队两个月完成十八套国礼

侯湛莹最初从事的是平面设计工作。年轻时职业发展规划并不在传统工美艺术领域。进入工美集团工作后，才逐步接触到传统手工艺术品的设计。现在工艺美术成为了侯湛莹生活的一部分。

“接触了传统手工艺的设计后，才发现它的不可复制性和文化传承性。”侯湛莹说，“材质和工艺结合，每一个纹饰都充满了文化的深度与厚度，做好了是锦上添花，做不好就是繁冗堆砌，非常有挑战性。”

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由侯湛莹团队设计制做的《梦和天下》首饰盒套装在众多配偶礼中脱颖而出。

“因为我接到的任务是做配偶礼，所以我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同时把中国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与丝绸之路的文化特点巧妙地结合起来。”侯湛莹说。

国礼《梦和天下》整体盒型取自中式花窗，盒顶镶嵌独具京味儿的月季图案螺钿，用以表达陆上丝绸之路，而盒身周围的珐琅彩海水纹与盒顶镶嵌的珍珠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体现。取“吉祥如意、和谐共生”的含义。

集雕漆、螺钿、镶嵌、花丝、铸造、压制、珐琅、3D打印八大工艺于一身，每一项工艺之间的衔接十分复杂，对于手工技术的高要求以及各个环节互相配合的精准程度远超其他作品。

国礼制作的七人团队，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十八套首饰盒的纯手工制作。《梦和天下》的尺寸计算非常精确，要确保首饰盒整体严丝合缝，有任何一个细节出错了，整个产品就废掉了。 ”国礼项目制作工艺师孟剑锋说。

国礼外交让世界看到中国工艺

国礼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独特标识。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论语》中，“礼”字出现七十四次。“礼之用，和为贵”，中国的国礼不仅仅寄托了中国对于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承载着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国大国形象的崛起。

2016年1月1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业，57尊AIIB和玺作为国礼被送到57个央行代表手中，包含着“一瓦成家，和谐共生”的寓意。

2015年9月27日，为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国家领导人在纽约向联合国赠送青铜器《和平尊》，向世界人民传达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愿望和信念。

2014年APEC会议上，国家领导人及其夫人送给各经济体领导人及其配偶的三件国礼之一——《和美》纯银丝巾果盘，“这款作品通过錾刻技术成功在贵金属上体现丝巾的柔美，让很多领导人在欣赏时都不自觉地想要拿起这块丝巾看看，但都一抓一手空，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工艺的精湛。”侯湛莹说。

融合青少年力量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如今，在传统美术工艺行业里，大多数都是年纪较大的老师傅，有时一件复杂的作品需要錾刻许多细小的纹饰，师傅们都需要带上眼镜强撑着看，几天下来也许只能完成一个小部件。”侯湛莹说。

“特别需要年轻人的力量补充上来，我希望能够在中小学建立传统手工艺的课程，让孩子们在青少年时期就能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今年全国两会，侯湛莹提出“关于加强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人才吸引、人才培养和人才保护”的建议。

“需要政策支持，让手工艺的教学更加普遍化，大学也可以建立专门的课程和专业来传承手工艺的技艺，吸引更多爱好者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让青年人才喜欢和热爱中国传统手工艺。”侯湛莹在建议中提到。

除此之外，侯湛莹还指出，工艺美术行业目前面临着创新不足的困境，各种工艺种类发展不均衡及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有待解决。

（文字/仝选 黄牧晨 策划/仝选 吴佳潼 摄像/吴佳潼 宋桉柢 张颖颖 剪辑/吴佳潼 张颖颖）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在保护儿童方面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儿童性侵案件频繁曝出，在执行过程中暴露出《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存在着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地方。”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妇联副主席高莉说。

今年是高莉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第六次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安徽省妇联副主席，她曾多次提出有关妇女、儿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建议。

一份事关3亿未成年人未来的建议

3月2日，由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与凤凰网公益联合主办的2018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现场发布的一份性侵儿童案例统计报告引发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儿童保护专家的关注和讨论。

2017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显示：2013年至2017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例1779起，平均每天曝光1.04起，其中最小的受害者只有1岁。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由于案例特殊性、社会认知等因素影响，社会各方对这一严峻形势关注仍然不够。”高莉说。

今年，高莉将会提出关于将具体未成年人预防性侵保护措施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建议。这份建议不仅是多年从事妇女、儿童保护工作的高莉对自己工作的总结，更是事关中国32121万未成年人的未来。

“近年来，侵害儿童事件屡见不鲜。但是相关法律还不够健全，有些犯罪分子得不到及时的惩处。”高莉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说，“我们需要不断对法律进行完善，解决实际操作中的困难。”

高莉希望能通过人大代表的呼吁，引起更多人重视儿童保护的问题。“这是个齐抓共管的问题。”她说。

未成年人保护不只是家庭内部事务

“女童保护”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公开报道的378起性侵儿童案例中，一人对多名儿童实施性侵害的为98起，占25.93%；明确表述施害人为多次作案的有120起，占比31.7%。报告表示：“性侵者多次作案和一人性侵多名儿童案例比例高，体现了性侵儿童案件的隐蔽性和性侵犯罪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作案者不会自动终止。”

“家庭和社会对儿童防性侵保护的认识还不够。”高莉对记者说，“受传统观念影响，某些家庭会排斥法律对此类事务的介入，给孩子带来遭受二次伤害的隐患。”

关于性侵儿童案例发生的地区分布，“女童保护”统计显示，2017年公开报道的案例中，受害者为农村地区儿童的有112起，占比29.63%。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农村的父母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改变下一代的生活环境，会选择到大城市打工。子女就会留在农村，缺乏良好的教育和保护。”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儿童保护不是简单的家庭内部事务，一方面监护人要加强对孩子的保护意识，另一方面需要树立法律对家庭事务适度干预的理念，用更加完善的法律来弥补家庭方面对青少年保护的缺失。”高莉说。

建立高效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在1991年9月4日颁布的基础上，经历了2006年、2012年两次修订后形成的法律，从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几个方面为未成年人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养费用。

“由于监护人的特殊身份，未成年人又往往需要监护人代为起诉与举证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于是就陷入了一个怪圈，事情往往就不了了之，孩子最基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女童保护”公益项目主要发起人、凤凰网公益频道主编孙雪梅说。

据统计，在2017年公开报道的378起性侵儿童案例中，熟人作案209起，占比59.89%，家庭性侵的比例达50.31%。

“对性侵儿童的施害者应该采取更严格的惩罚措施，光从道德约束层面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知法犯法，就应该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赵皖平说。

高莉建议，进一步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人保护法》，在对未成年人权益进行保障的同时，明确社会、学校、家庭、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与司法机关的责任。与此同时，司法部门对各项条款出台司法解释和质询标准，建立监护人的监督制度，将部分民间组织纳入监管体系。

“《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社会法的实施，体现着国家和社会法制文明程度。希望能够通过两会立法讨论，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建立高效的未成年保护机制，符合这部法律的初衷。”高莉说。

（文字/赵晓雯 刘博雅 导演/尚阳策划/赵超赵晓雯 摄像/赵超 吴佳潼 宋桉柢 刘趁 张敏 何远涵 剪辑/赵超 宋桉柢 张敏）

“如何真正实现教育公平，让学生轻松快乐地学习，实现加快教育现代化，增加教师幸福感？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三中学语文教师官启军在接受中国网专访时说。

近些年，择校热、城镇大班额、课外培训班热、学生负担重等教育问题的出现，引起广泛关注。“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与发展相伴随的，从侧面也见证了我国教育的发展。”官启军说。

“择校热与教育公平相违背”

2018年2月28日，教育部公布《2017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个别地方仍存在优质教资源不足，校际差距较大问题，少数地方存在继续增大的趋势。为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家长们把更多的重心放在对学校的选择上。

“重点中学师资水平高，教学环境好，升学率也高。在这种学校读书，对孩子的未来更有好处。”某重点中学学生家长裴女士告诉中国网记者。

一些家长甚至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宁可在学校旁边租住几平米的小房。“我妈说我们学校参加竞赛机会多，有成绩了升学就能加分，考大学更有把握。这里条件虽不及自己家，但这几年苦点，以后就容易了。”裴女士的孩子对中国网记者说。

今年全国两会，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部长通道”接受采访时表示，老百姓不满意择校热、学区房，原因是优质资源分布不均衡。

“择校问题已成为教育均衡发展面临的难题，这是教育的不公平导致的。”官启军说。在官启军看来，想要解决择校热问题，需要加大名师交流力度，均衡师资和办学条件。同时，国家还需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支持。

“大班额不仅学生拥挤 老师压力更大”

择校热和教育配置不均衡，也让超大班额、超大规模学校在一些地方成为教育“常态”。一些重点学校里，不足40平方米的教室经常坐着60多名学生。最前排的学生离黑板只有一步之遥，最后排的学生紧贴着墙而坐，这是大班额班级上课的现状。

“每个老师要照顾60多名学生，经常忙不过来。”官启军说。

为解决大班额问题，2016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称《意见》）。《意见》明确了解决大班额问题的工作任务、时间表及路线图，指出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

2018年2月5日，《光明日报》报道显示，2016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有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14万个，比2012年减少9万个，减幅为39%；56人以上的“大班额”有45万个，减少近18万个，减幅为28%，城镇学校“挤”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减负路‘道阻且长’”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我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60多年来，我国已下发多道“减负令”。“但学生们却感觉越减越重，家长们越来越焦虑。”官启军说。

“我家孩子每个月光补课费就上万元。孩子一周五天学校上课，周末两天几乎都在补课。”一名今年准高考生家长对中国网记者说。

对此，官启军坦言，家长和学生应该把更多精力、时间用在学校，注重课堂效率。课堂才是教学的主渠道，多引导学生在课上学东西，学习以不变应万变，学生们学习才会更轻松些。

“鞍山已采取相应措施，例如对学生实行走班制，尽可能让学生把能够完成的作业和学习任务在课堂上完成，目前看来效果不错。”官启军说。

“减负的路还有很长。希望学生快乐地学，老师快乐地教，家长们快乐地把孩子送到学校，避免一提学习就‘鸡鸣狗跳’，不谈学习就‘母慈儿孝’的现象发生。”官启军说。

（文字/吴佳潼 黄牧晨 赵丹 导演/尚阳 策划/吴佳潼 摄像/张敏 何远涵 赵丹 谢莹 摄影/韩依 剪辑/吴佳潼 张敏）

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一栋栋小洋房整洁亮丽，柏油马路干净宽阔，各种蔬菜的种植基地面积有上百亩，合作社还成立了多家公司，村中处处彰显着新农村的新气象。而在四年前，塘约村还是一个国家二类贫困村，2014年的一场洪水，使塘约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穷则思变。塘约要把资源统筹起来，走村社一体、合股联营、抱团取暖的发展模式摆脱贫困。”塘约村村支书左文学在灾后带领村民进行农村综合改革，短短两年时间里，塘约村就成了“小康示范村”。

左文学今年第一次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根据“塘约经验”，他提出了关于“农村产业扶贫”相关建议。

国家二类贫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的转变

2014年6月3日，塘约村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田地被冲毁，房屋倒塌，存储的粮食全部被水浸坏。洪水给塘约村带来的损失，让左文学深切地感受到传统农业农村抵御自然风险力量的薄弱。

2014年以来，左文学带领村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塘约村进行合股联营、村社一体，对全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等实施“七权同确”的改革措施，即对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地全面进行确权，被侵占集体耕地归还集体，将土地集中起来，由村集体进行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

经过一系列改革，塘约村实现了摆脱贫困进入小康的目标。每亩地的产值从以前的最多160元，上升到1万元以上。

“2014年到2017年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4000元增长到11000元。村集体经济从依靠政府办公经费3万多元，变为312万元。合作社下还成立了运输、建筑、运营等多家公司。”左文学说。

塘约村走到今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改革永远在路上。我们生在了好时代，我们的幸福是靠好政策得来的。”左文学说。

特色产业实现扶贫目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出发，明确到2020年实现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回首过去五年中，中国贫困人口已从9899万减少至3046万，年均减少137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纯收入增幅比全国农村农民收入增幅高2.5个百分点。国务院扶贫办刘永富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说：“我们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

2016年11月23日，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提出，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建立健全产业到户到人的精准扶持机制，每个贫困县建成一批脱贫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产业，每个贫困乡、村形成特色拳头产品，贫困人口劳动技能得到提升，贫困户经营性、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

宁夏固原彭阳县陈沟村，借着生态建设的机遇大力发展苗木产业，发展多元化经济林产业，实现了脱贫致富；贵州省毕节市，因地制宜打造了中国西南部最大蔬菜瓜果生产基地和肉牛养殖基地等一系列特色产业，已有30.67万人实现初步脱贫……

“近年来，全国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大力扶持发展特色种养业创新模式，并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效。”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说。

赵皖平今年提出了“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筑牢精准扶贫基础”的建议，并提出具体细化措施：“提升扶贫工作的造血能力，需要坚持因地制宜选择特色产业项目，走科技提升，创新发展的路子，把产业扶贫政策的功能有效释放出来。”

扶贫先扶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

为实现脱贫，“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2020年贫困县全部摘帽。今年，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大精准脱贫力度，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异地扶贫搬迁280万人。

“当大量‘资源输入’导致贫困对象‘等、靠、要’情绪变浓时，扶贫政策就会走向其反面，弱化了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赵皖平说。

在调研中，赵皖平发现，目前的扶贫工作也突显出一些问题：“有一部分群众和干部比较急躁，觉得越早脱贫越好，一味地给钱给物。”

赵皖平建议，精准扶贫工作中，各级政府不能满足于“给予式扶贫”——给钱、给物、送项目，更关键的是采取“激励式扶贫”，让扶贫对象从“依赖中走出来”。

“通过全国人民共同的努力，2020年我们肯定会见到中国的深度贫困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彻底的解决。”赵皖平说。

（文字/仝选 刘趁 廉皓晨 导演/尚阳 策划/尚阳 焦梦 摄像/吴佳潼 宋桉柢 张敏 何远涵 剪辑/赵超 陈玮琇 褚靖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