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纵横古今谈军改 揭秘操纵强国幻灭的幕后巨手

有无进取奋斗的理念

决定军事变革成败

国无军不立，古代、近代的执国柄者也都清楚这一点，除了极度昏聩的君主外都注重保持国家的军事力量，往往视兵权如命。不过注重军事之国，并不一定能够强军，历史上经常有兵强马壮之国会逐渐变得衰弱不堪，重要原因就在于军事思想僵化和体制腐朽，不能引导变革甚至堕落得一代不如一代。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称雄西方的古罗马，就因军事体制崩坏落得个瓦解的下场，此后意大利半岛还出现了千年分裂的局面。

从古至今的军事变革，绝不是仅靠换些新武器，或提些新口号，而是需要以下三方面的并举：

1.提出创新的军事指导思想；

2.更换新式的武器装备；

3.实现军队的新编制和结构重组。

了解历史的国人都知道，宋朝在人类战争史上最早开始大规模使用了火器，军队装备上出现了划时代进步的萌芽。然而此时因封建腐朽习气的压制，以宋太宗、徽宗、钦宗为首的朝廷都没有进取性的军事思想，对臃肿无能的军队也未进行改革，武器改进这一“单骑独进”并没有改变宋军的衰弱面貌，更谈不上实现什么军事变革。

19世纪后期清朝搞“洋务”时，购买了外国的先进军舰、火炮和洋枪，却仍维持着腐朽的军事思想和落后的官制、兵制。相比之下，此时进行明治维新的日本在军事变革中却是“三头并取”，即在军事思想上引入德国陆军和英国海军的作战理念，全面更换新式武器装备，编制上全面仿照西方军队建设多兵种有机结合的合成军。

中日甲午战争中，双方军事较量形成这样的对峙场面：一方是拿着近代武器的古代军队，一方是作战思想、武器和编制都已是近代化的军队。虽说清军在外购的铁甲舰和克虏伯大炮、加特林机枪等某些单项武器上有优势，在军事变革的总体进程中和日本却已存在“代差”，作战理念和军事体制上的落后，导致了清军在陆地与海上每遇交锋都一败涂地。

如果把军事变革形象地比喻为一个人，军事思想就是头脑，武器装备就是手足，编制体制就是躯干。在三者之中，头脑自然最重要，军事理念的进步才能有效指导变革。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军事思想与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有重大关系，中华民族形成的国家意识也是如此。纵观人类古代史，基本上有着三种文明，其生存环境决定了民族特点和军事特征：

河流文明——崇尚和平、文化水平高却又比较保守；

游牧文明——文化水平较低，剽悍善战；

海洋文明——长于商业，却常常进行殖民扩张。

地处爱琴海的群岛之国——希腊，是西方文明发源地之一，连接欧亚非的战略要地，其古代建军便是海陆并重，并对外不断扩展殖民地。希腊本身虽然在中世纪和近代衰落，其历史文化基因却被西方国家包括现在的美国所继承。

作为多民族组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河流文明状态，虽然北方少数民族在数千年间多次南下，融入了游牧民族的特点，然而在短时间内又被农耕文明影响，被同化。中国古代王朝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其在防务问题上崇尚礼义与和睦，鄙夷征服式扩张奴役他国，只有少数民族政权才在短期内热衷于对外远征。如中国从战国时期至明朝的两千多年间一直修筑长城，这便是军事上的防御性理念的突出代表，也是河流文明的深刻体现。

熟悉自然地理的人会发现，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修筑的长城，其走向大致与350毫米等降水量线相吻合。长城以北天气寒冷，降水量少，不适宜种庄稼；长城以南气候温暖，降水丰富，适合农作物的耕作。长城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从实质上看是农业文明防范游牧文明的一道院墙。

汉族当政的王朝，直接管辖区大都局限于适于农耕的长城之内，汉朝、唐朝虽有短期向外扩张却也很快退回长城之内。以满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朝，在前期融合各民族，终于形成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疆域。清朝进入后期，对外开拓的精神完全丧失，加上武器和军制落后，国家防务完全堕落为消极保守的防御型。

回顾中国自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民族冲突，经济上是北方穷、南方富，军事上却一般是西强东弱、北强南弱。像诸葛亮的蜀军是以山地步兵为主，北伐时一旦越过秦岭，进入关中平原就难敌曹魏的骑兵，只能落个“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一令人叹息的结局。再观历史上其他朝代的北伐，除了朱元璋利用全民反元大起义而获成功外，其余的没有一次成功。像岳飞那种“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理想，就是没有宋高宗“十二道金牌”的阻挠，也绝无实现的可能。首先我们从军事角度分析，由于北方以畜牧业为主，适合发展骑兵，当地民风彪悍、善战，在冷兵器时代，占据了体力、机动力、战斗精神三项优势。南方以耕种为主，难以养马，军队多以步兵为主，民风也相对柔弱，这也是江南政权最终总是被北方政权或南下的游牧民族所征服的原因所在。

现代的人们总愿意称赞华夏民族的汉朝、唐朝，认为它们开创了值得夸耀的盛世。在军事上，当时华夏民族确实击败了北方的匈奴和突厥。从社会面貌和思想观念上考虑，汉唐前期的统治者还保留着开拓进取的精神，并注重改进军制，打造先进的武器。汉唐两朝的前期，突破性地将农业和畜牧业结合起来，在长城内外的马场上养育了数以十万计的战马，大力发展冶金业，生产大量优质的铁制兵器。汉军同匈奴进行了百年骑兵大战，双方的战马和骑术基本相当，汉军有金属盔甲、尖铁箭头和强弩，匈奴却只有皮甲、骨头制作的箭头和简易弓，武器装备上同汉军有着重大差距，这些决定了双方交锋时的胜负次数。不过汉军因习惯于农业社会的生活而不能在草原久居，因此无法彻底消灭游牧于各地的匈奴，最后只能以“和亲”的方式求得双方休战，和睦相处。

王可伟的油画《角弓鸣》，形象表现了西汉军人对匈奴作战的场面。当时还没有马镫，汉军的弓箭尤其是箭头要优于匈奴。

唐朝初期，战马数量超过汉朝，金属铠甲和铁制兵器也较突厥占优，才能有太宗、高宗时期的辉煌盛世。

不过唐朝中期，当权者和汉族农民普遍厌倦战事，朝廷不得不改征兵制为募兵制，愿意应募当兵的多是擅长骑战的胡人，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少数民族将领由此壮大了实力，从而发动叛乱。唐朝虽然经过七年苦战，借来回纥骑兵平定了安史之乱，而藏族的吐蕃王国却乘机占领了唐朝的陇右马场。塞外养马的肥美草场丧失，导致唐朝后期直至后来的各个汉族政权都无法建立强大的骑兵，由此也丧失了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优势。唐朝后期和宋朝、明朝，内地的尚武精神逐渐衰落，北方少数民族却日益强势。当这些夷狄建成拥有冶金制造业的政权并与原有的畜牧优势相结合时，对南方的威胁日益增强。

北方游牧民族虽说总体经济文化落后，却建立了统辖力较强的辽朝、西夏、金朝和元朝等政权，除了战马的强壮、士兵的彪悍，还得益于较高的金属冶炼和兵器制造水平。虽然成吉思汗是个文盲，却特别重视提升武器质量，到处搜罗制造火器和攻城机械的工匠，蒙古军保持骑兵优势的同时在盔甲制作、发炮装置方面不亚于宋军。再加上蒙古民族强悍的作战精神，富庶的南宋政权就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猎物。

同样的历史悲剧，后来又发生在大明王朝同北方的清朝之间，努尔哈赤时代“满洲铁骑”使明军步兵难敌，明朝的袁崇焕还可以利用“红衣大炮”的优势取得少许胜利。当皇太极招降明朝火器队，建立铸炮业时，军事实力远胜于李自成的军队，明军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这就再次上演了贫瘠的北方征服富裕南方的历史剧目。

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贫困打败富裕、野蛮征服文明的赫赫战绩，关键在于富裕的“知识分子们”尚武精神丧失，贫困的“野蛮人”奋发图强，掌握当时先进的军事技术。这一情形在近现代世界上也一再出现过，如“二战”中的意大利也算得上是二流工业国，却打不过希腊这样的落后小国，原因也在于这些罗马帝国的后裔丧失了前人的战斗精神而只重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