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彭 彬、何孔德、高 虹作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建立在政治自觉基础上的铁的纪律，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我军革命斗争的历程不断发展完善。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毛泽东深知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是统一意志、规范行动、凝聚力量的重要保证。没有铁的纪律，再庞大的武装力量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再正确的决心意图也不易完全实现，再精良的武器装备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他明确要求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
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余部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点。10月7日，部队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随后进至遂川县境内，准备向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进发。
部队中有许多官兵来自旧式军队，经常随意拿老百姓的财物，打骂老百姓。时值仲秋，正是山里红薯成熟的季节。行军路上，饥渴难耐的战士们看见路边田地里长着诱人的红薯，就毫不犹豫地连苗拔起，用衣袖胡乱揩去泥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因为他知道老百姓对那些烧、杀、掠、抢的旧军队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背地里骂他们是“丘八”，流传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顺口溜。所以要想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就一定要和当地百姓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取信于民。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毛泽东决心整肃军纪，将工农革命军建成一支真正代表工农利益、与旧军队有着根本区别的人民军队。几天后，在荆竹山雷打石上，他扳着手指，向全体官兵郑重地宣布了3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为了严明军纪，毛泽东经常深入连队，耐心地给战士们做教育。很快，部队的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在井冈山逐步站稳了脚跟。
然而时隔不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1928年1月，当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后，部队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将商人、小贩的货物统统没收，甚至连药铺里卖药的戥秤也拿走了。在遂川县草林圩，当地老百姓向毛泽东提意见：“工农革命军好是好，可是，他们借了我们的门板去睡觉，还回来的不是原来的那一块，我家的门板是斗榫的，斗不上号，害得我找门板找了几天。还有啊，战士们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成了牛栏了。”
这些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月24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他又向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为了解释这6条，毛泽东还特意说了一段类似绕口令的话：“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但是赔了总比不赔好。”
正是在这样极其通俗朴素而又亲民爱民的军纪规范下，工农革命军渐渐摆脱掉残留在身上的旧军队的种种恶习，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就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他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南下，参加湘南暴动。
3月12日，毛泽东率部从宁冈出发，于14日攻占湖南省酃县，随即进至中村整训。这时，部队中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又有所抬头，影响很不好。月底，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村。在这里，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开国少将龙开富在井冈山时期一直跟随在毛泽东左右，负责挑书籍和文件。他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记得沙田圩背后有个沙滩湾，那湾湾里有些田，位于沙田圩街道不太远的东北方向。我们在那里集合开了会，主席站在田埂上讲了话，说没有纪律不成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然后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