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 中国网 李佳摄影
中国网:
刚才杨老师谈到了创新，也联想到了“减法”变“乘法”。报告中原话是“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还有一句也是引起大家热烈讨论的话，“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都属于简政放权的内容范畴。不知道三位对于过去一年简政放权方面有什么感受呢？
毛寿龙: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有权不可任性”是现代用语，“大道至简”是古代的，这么讲他又接触了网络文化，“任性”是个网络用语，“大道至简”是传统文化。我们说权力不可任性，权力应该有规范，应该在法治中运作，把权力放到笼子里，如果不把权力放到笼子里就应该把人放到笼子里，那些“老虎”就是没有把权力放在笼子里，那些“老虎”把钱乱用，把钱放在家里，就把自己放到笼子里了。“大道至简”的意思，我倒认为包含的文化思想非常深刻。所谓大道至简，就是不要看外头那么复杂的东西，道理还是现代文化，古代人他明白，我们现代人理解那个“道”还不太容易，因为现代人太俗，太具体，太物欲，看到钱以为是钱，实际金融之道那个钱就是个数字，就是把它变成比特比，把它变成美元，变成信用卡数字，都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它表现为一种财富形式呢？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个信用问题，只要谁有信用，你发行的任何东西，哪怕是一个条子都是钱。赵老师有信用，他写一条子，我拿着条子找杨团借钱，杨团就说100万这个钱给你了，这个条子就100万，这个信用和条子联系在一起的，然后拿来进行金融创新，你们俩都发财了。
毛寿龙:
大道至简，万物有自然运作的规律，对政府来讲，政府的权力运作要给解决和维护冲突的规则提供力量，至于其他的东西就不好说了。我看到很多高山的地方田地荒芜，劳动力流出，海拔700、800米上面的梯田几百年了，那会儿的梯田是1000多年前为了避免战乱，那都是有文化的，举家族迁到那里，开垦出来的，那是具有文化价值、文明价值的梯田文化。这个东西如果政府去推动，政府去鼓励，去融资，去投资，要把它重新复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就需要有人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他进去以后把它改造投资，再把它美化，根据现代农业的标准，又是高科技的，同时又是传统农业，又把它变成有机的，对它的土壤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造。最后它生产的大米，生产的小麦，生产的蔬菜瓜果，包括周边的旅游服务设施，因为拍出来的照片非常漂亮，包括老农民本身没有用了，劳动力也不够了，但老农民非常具有美学价值，牵头牛，在那儿一摆，拍张照片就卖出好几千元钱。
这属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基本的道理。我回到老家山上，看到生产大米的有机田，我刚开始不信有机不有机，他说不管你相不相信，反正我相信自己，我把它做成有机的，只要不是有机的我全毁了。我已经花10年时间、5年时间，把这几年的生活从城市里面摆到了高山上，我每天开车上去。我花了太多心血，你说一句话不相信，看一眼就不相信了，我花了那么多时间肯定要相信自己的，我不会骗你的。
中国网:
我们看投资政策，总理提出多管齐下改革投融资体制，而且提到了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加了4776亿元，但是他也强调了，政府不唱“独角戏”，那么这些数字和政策给了我们哪些重要的信号？
赵锡军:
单单从数字的角度来讲，政府的投资4776亿看起来很大，和我们2008年、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时一揽子的方案里的小多了。但这又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个预算安排的投资它不是唱“独角戏”，它更多的是起一个引导的作用，要引导我们市场经济里头各类投资主体共同来完成这个社会投资，这个投资就应该是符合社会需要的，不是原来政府做项目时拍脑袋或者是有政绩考虑来进行的投资。让社会各投资主体共同参与，就要更好地来解决，一是积极性的问题，二是投资缺口的问题，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市场需求的问题。
如果说以前都是政府为了拉动经济，为了增加就业，为了体现自己的业绩，甚至有的时候，某些政府为了给上级领导有一个好的印象，搞些广场工程、面子工程，很多，最终形成的结果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甚至是“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很复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让社会的资金和投资主体去投资，政府起引导作用。同样的，这些投资主体对自己的投资来负责，来承担责任，他可以提高投资的效益，使投资更加具有针对性，这是第一层意思。
赵锡军:
第二层意思，有些大的项目、大的工程，跨区域的、全局性的、战略性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地方，有可能当地的社会投资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么在这个时候，政府的投资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政府把前期的引导性工作做好了，不仅能吸引当地的社会投资，还能够吸引其他地方的，甚至还海内外一起来进行投资，能够在中西部相对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地方能够更好地把基础设施完善起来，能够为当地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这是第二层意思。
第三层意思，我们前面讲到了有“双目标”，有“双结合”，有“双引擎”。毕竟在目前我们尽管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创新创业的作用，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但从传统以政府投资为主导转向市场主体为主导的过程中间它有一个过渡，所以我们才讲要“双引擎”，单靠某一个引擎现在还不能完全支撑经济平稳地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届政府的投资，包括铁路建设，重大水利工程，棚户区改造等等，尽管都和其他民生、基础设施领域相关联，但不可否认它会解决就业，拉动经济增长，在我们经济面临特别复杂的局面下，能够保持我们经济增长的稳定，保持我们就业的稳定，这对稳增长也有很强的支持作用。所以，我认为这几个方面都有很积极的作用，也都释放出来我们积极的一些信号。
中国网:
其实说到投资，很多人会想到国企改革，杨老师，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杨团:
我认为在国企改革上，这次讲的政策非常准确。他是说，国企有不同程度的公共性，所以就应该对国企分类，准确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分类推进改革，这是很重要的。而且特别提到，国企改革要有一种混合化的制度，叫做有序地实施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且这次特别明确提出，要吸引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进入国企，像铁路、公用事业，大量的都是原来国企垄断的这些领域。
这次提出社会资本大量进入，而且政府要和社会资本形成一种结合的格局，一种模式，我觉得这等于把国企改革引向一条新路。这个新路在社会政策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变。这样的一个转变就是你怎么去看待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完全有可能以它的成效来为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贡献力量的。重要的是政府有一套什么样的政策，有一套什么样的制度，有一套什么样的监管，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等于在制度建设、政策建设，甚至程序这些方面都是提出了新的挑战。所以，这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因为2014年这个事也很热闹，购买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而且购买当中也很单一，政府购买是我卖你买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一个平等、合作的关系，甚至不是一个委托的关系。这其实是把国际上购买服务给简单化了，其实政府和民间主体可以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可以有委托，可以有资助，可以有购买，购买还可以分成不同类型，当然还有一个是合作。
现在政府讲，在国企深化改革当中，特别重要的是想拉动社会资本，进入一些过去垄断的领域，它不仅是在资金上会有效，而且对于改变政府这样一套官僚作风，改变政府的行政体制，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让老百姓能够更多地得到政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利益，都是有很多可以放大的好处。
这一部分，毛老师最知道了，当年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了，这是2000年翻译的，现在已经2015年，经过15年，这个思路已经在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