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她的命很苦，7岁成孤儿，8岁走长征路，兄长牺牲4年后才知道，她却说，自己有一个“红色童年”，能当红军、走长征，历经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为国家和民族做些事情，这辈子很值！中国网图片库 杨俊琦摄
万曼琳，1926年6月出生于四川南江， 1933年随哥哥加入红军并参加长征，是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1936年10月，红军到陕北后，万曼琳先后被分配到列宁剧社、抗战文工团等单位工作。1940年10月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特别班就读，之后在苏维埃边区及中央军委机要局工作。
我是由哥哥背着参加红军的
1933年秋，红军部队转移离开南江。哥哥时任四川南江苏维埃政府秘书，为避免敌人迫害，哥哥领着一家人逃难他乡。一次过河时，急浪打来，母亲、嫂子和侄子都被河水冲走，小曼琳侥幸被哥哥拖上河岸，从此年仅7岁的小曼琳就成了孤儿，只剩下哥哥这唯一的亲人。“哥哥背着我找红军，我们白天沿路乞讨，晚上睡人家屋檐下，路上辛苦倒没啥，更大的难题是不清楚红军部队在哪里，只能是边走边打听，虽然困难很多，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万老回忆说。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兄妹俩终于在广元附近的山上找到了红军。哥哥经常战斗，仅有8岁的小曼琳就跟着炊事班一起拾柴、择菜，有时还到战壕里送饭。那时万老人小脸圆、眼睛圆、鼻子圆，浑身都是圆圆的，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皮球”。虽不上战场一线战斗，但活泼可爱的“小皮球”有机会就给大家唱个歌、跳些舞，成了大伙的开心果。
1935年3月，万曼琳所在红军第四方面军奉命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不到9岁的曼琳作为炊事班的一名红小鬼，也开始了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绝的长征路途。而哥哥被调到骑兵团，兄妹二人就此失去了联系，4年后才被告知哥哥已牺牲。
能活着过来真是不容易
采访中，万老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打仗牺牲的人太多了，能活过来真是不容易！一些战友是为救我而死，真的要谢谢他们！”万老至今感念那些因救自己而牺牲的战友，有的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一次，往战壕里送饭，一颗炮弹飞来，眼看就要落地弹炸了，身边的炊事员一把将她推开。“嘭……”一声巨响，万老缓过来时，看到的是一个大弹坑和已停止呼吸的炊事员，而逃过一劫的自己仅是暂时性的失去听力。还有一次在延安，敌机突然来袭，大家来不及往防空洞躲避，眼看自己头顶落下炸弹。这时，一个八路军大哥一下子将自己扑倒在地，用身体紧紧护在万老身上，“咣、咣……”几声爆炸过后，万老的衣服被鲜血一点点染红，一位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年轻战友就这样用自己的身躯替万老挡住了无情的炸弹。
曾经的“抗日流亡孩子剧团”
长征结束后，由于年龄小，万曼琳被派到康克清和蹇先佛身边当勤务兵，后来又到列宁剧团（抗战剧团前身）成为了一名小文艺战士。剧团的排练十分辛苦，经常一套动作反复很多遍，但小曼琳从不叫苦喊累，而是加班加点排练。“当时没有电视广播，没有报纸，剧团就是对老百姓最重要的宣传工具，剧团每次一演出，乡亲都会赶过来看，可热闹了！虽然那时演出没有报酬，但我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演员。”回忆起往事，万老满脸都是幸福的荣光。
1938年，万老所在八路军抗战剧团从延安南下到国民党统治区西安，沿黄河各县宣传党的主张。但国民党地方顽固派千方百计地刁难，有的是连城门都不让进，有的是在演出时派特务就往台上扔土块儿、鞭炮等。为广泛发动群众，上级决定，剧团年龄大的同志回延安，只留下24个小同志，打扮成“流浪儿”，以“抗日流亡孩子剧团”的名义，在西安、临潼、渭南、韩城、合阳等地辗转演出，继续进行抗日宣传。“一路上都有特务监视，还有汽车整天跟着。到渭南时，胡宗南部队还将我们强行扣留，想进行收编。好在有爱国官兵帮助，我们才顺利逃出虎口。记得那晚我们提前打好背包，睡觉时也没脱衣服，半夜听到暗号后，我们就光着脚下楼，以避免声响，因为附近的楼房里就住着特务。我们不说话，不咳嗽，更不敢打喷嚏，为保险，我们都将把毛巾放在嘴边。”说起渭南脱险万老历历在目。
后来剧团返回延安，又排练了《叮叮舞》、《乌克兰舞》、《海军舞》等节目，经常为军民演出，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还被斯诺拍照并选入了《西行漫记》之中。“一次中央礼堂演出后，毛主席同大家一一握手，到我时还让身边工作人员给拿糖吃！”回忆起这一幕万老热泪盈眶。
现在的生活有多幸福
“现在条件变好了，孩子们不用去想今天打不打仗，也不用担心饿不饿肚子，可以好好地学习、快乐的成长，很幸福，童年是金色的。而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童年的记忆是整天在打仗，是八年抗战的艰辛与残酷。幸运的是自己能成为‘红小鬼’，参加长征，还到了延安，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些事情，我的童年是‘红色’的，虽然苦些，但很有意义，我这一辈子能有这么一个‘红色童年’，值了！”因当过红军、走过长征，历经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万老说自己一辈子活得实在。她还说，年轻一代应要多了解长征和抗战这段历史，这样才能知道今天生活来之不易，才知道活着有多幸福，知道饱肚有多幸福，现在的生活有多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