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深圳科学馆的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宁（左三）与员工交流（2016年5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国以才立，业以才兴——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深圳加快构筑新机制，人才集聚效应、裂变效应不断放大

“在深圳，政府就是最大的创业团队。深圳本身就是一个成功创业的经典案例。”

周末，深圳人才园。在创投行业工作、带家人来看海归创业路演的陈文扬有感而发。

因移民而起，因人才而兴，因创业而盛——

36年前，深圳建市之初，全市只有2名技术人员，一个是拖拉机维修员，一个是兽医；今天，这里已成为中国最“拥挤”的城市，不足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约2000万人口，有商事主体214.1万户，全国千人拥有商事主体最多。

创业率缘何如此之高？

“我们觉得深圳的效率比硅谷还高。”从硅谷归国创业、推出“百万人流秒级定位”人脸识别系统的云天励飞联合创始人田第鸿说，深圳电子信息产业链完善，“足不出市”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他的创业伙伴陈宁则用“震撼”来形容深圳效率：两年前办理企业营业执照和公章，从申请到办好只用了4个小时。

深圳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不仅成就海归学子创业，也帮助普通人筑梦。

美术专业大专毕业的深圳振华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廖怀宝成为“深圳人”已有26年，卖过画，开过领带厂，后来看好深圳电子产业发展前景“改行”研发生产光学检测设备，迄今已拥有100多件专利，企业也成为光学检测设备领军企业。

“在深圳，不论什么样的人才或者特殊的零部件，我们都能找到。”廖怀宝说，“只要有想法、肯吃苦，在深圳，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以学历等标准评价，廖怀宝也许算不上尖端人才,但恰是“廖怀宝”们代表了深圳的中坚力量：深圳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约24.1%，这个比例低于不少大城市。

为什么普通人也能在深圳迸发巨大潜力？

“深圳通过改革消除了一些阻碍创新的制度因素，这是对人才最大的吸引力。”周路明说。

1987年，深圳率先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营科技企业，鼓励技术要素入股和参与分配，改变了任正非等创业者的命运。

上世纪90年代，深圳又围绕人才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如全国第一个技术分红的法规、第一个无形资产评估的法规，进一步释放人才的创造力。

类似的制度创新，今天依旧在深圳发生。

“如果没有这个体制，我不可能带这么多人回来。”3年前，茆胜归国创业之所以最终“落户”深圳，就冲着当地科协负责人说的这样一句话——“在深圳，你可以选择民办非企研究院这种全新模式。”

“我月薪２.5万元人民币，比国外少多了；伙伴们也都不高，因为这是个非盈利机构。”茆胜说，“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大家可以专心自由地研究技术。”

在民非模式下，研究院一旦技术研发成功就引进风险投资，孵化的企业则市场化运作，不少于50%的技术股权给研发团队，迄今研究院已拥有60多项专利，在石墨烯材料、锂离子电池等领域孵化6家高科技企业，市场估值超过10亿元人民币。

“30多年来不间断的机制创新，让禁锢的创新能力持续释放，这是深圳创新最根本的原因。”周路明说。

“企业为什么要创新？动力来自于竞争。”在比亚迪总裁王传福看来，市场经济实质是竞争经济，市场化是深圳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

在深圳，人才不唯学历、职称，而是企业主导，市场认定——

不到35岁，来自企业或科研机构……今年8月，经马蔚华、王传福、杨焕明等企业家和科学家组成的首批深圳青年英才举荐委员举荐，6位来自汽车研发、新能源电机控制等领域的青年人将被深圳市认定为高层次专业人才。

“希望通过青年人才举荐制度，让领军人才‘伯乐相马’，以才引才，多元化、多维度评价人才。”深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局长王卫说。

优化人才发展的生态环境和服务体系，构筑人才高地，深圳，正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创新中心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