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
紧紧依靠部队服务官兵
1954年，新的第七军医大学诞生之时，新生的共和国已度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领袖们明确了“现代化”发展方向，并一步步具体化为“四个现代化”。军队院校肩负着“国防现代化”与“科技现代化”的双重历史任务。
然而，初创之时，百废待兴，举步维艰。刚到重庆的第二野战军医科大学师生们，面前只有原中正中学及家属工厂的361间破旧房舍，部分学员甚至要到重庆大学医学院，乃至更远的贵阳医学院借读。
早在1950年，华中医学院就有建设成为“中南军区医学教育中心”的设想，但即使吸纳了第四野战军医科学校和南昌医学院，她也只有7名教授，11名副教授，22名讲师和12名助教，不得不从上海、广州、福州、南昌等地聘任教师。
进一步整合医学教育资源势在必行。1955年6月，第七军医大学接收由1944年创建的国民党军政部陆军医院改编的西南军区总医院，作为其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1956年8月，合并陆军第48医院；1957年8月，接收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大坪门诊部，作为其第三附属医院——大坪医院。
学校全面模仿苏联军事医学教育模式，重点学习基洛夫军医学院办学经验，推行“三段教学法”“六节一贯制”“集中轮回实习制”等教育训练方法，较快地走上了正规化教育轨道。
整合虽快，模仿虽易，但学校持续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力量源泉在哪里？在共和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之时，第七军医大学也在思考自己的发展之路。
当年，太岳军区卫生教导队这叶小小扁舟，似乎注定要湮灭在战争汪洋中，破裂或覆亡，无迹可寻。但事实上，她或许有重创，有溃散，就是没有灭亡——背靠着人民军队，她总能一次次重整旗鼓，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小小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晦暗的星火燃成燎原之势。
第七军医大学的选择是：一切为了部队，一切依靠部队，从部队中来，到部队中去。部队所需，官兵所盼，正是发展所向，力量之源。
1958年，目睹志愿军将士被美军M2A1-2型火焰喷射器杀伤和大炼钢铁群众被炉火烧伤的黎鰲副教授，主动放弃钟情多年的普通外科专业，牵头成立烧伤治疗小组，进军国内尚属空白的烧伤医学领域。
1959年，第七军医大学首次启动“军事医学研究”专项计划，重点项目涵盖防原、防化、反生物战、烧伤、高山病、野战外科、野战医院装备标准等。
1963年，为加强第七军医大学的军事医学研究，原属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野战外科研究所迁至重庆，入驻该校校园，并于两年后划归学校建制。王正国夫妇也随野战外科研究所一起加入该校。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已初步研究了放射病的年轻教师程天民立即上书原总后勤部，请求参加核试验。第二年，他以学校参试小分队副队长身份奔赴戈壁滩核试验现场，迈入几乎一片空白的防原医学领域。
十年浩劫期间，第二、四、七军医大学换防，第七军医大学于1969年搬迁上海，1975年5月迁回，7月更名为第三军医大学。
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缓缓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是融入财富滚滚的市场，还是瞄准日新月异的战场？三医大人没有迷茫，没有懈怠，默默耕耘在军事医学的田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