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为了改变生活现状，杨小凤加入了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的大潮。这批最早自力更生追求更好生活的普通人，加速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近三十年来，数以亿计的杨小凤和她们举家迁徙的轨迹，汇成了中国人口流动的地图。今天，在“十三五”期间，如何让政策落地，使包括他们在内的全社会共享制度福祉，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关键。
农历1991年腊月十九早晨七点，两辆农用四轮车颠簸在乡村小路上。一位杨姓少女穿着刘家给她定制的红棉袄坐在头车，身后的四轮车上，是结婚的彩礼。这天，彼时20岁的杨小凤嫁给了刘庄18岁的刘军。
1991年，故事的主角还是“杨姓少女”。2016年，昔日少女不再仅是“母亲的女儿”，还是丈夫的妻子、两个儿子的妈妈、孙子的奶奶和食堂的厨师。这些年，杨小凤的角色在这些身份间快速切换着。
“铿铿铿铿铿——”
清晨五点半，北京五环外的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在某机构的食堂厨房里，杨小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左手压着豆皮，右手执刀，娴熟地斩出了粗细均匀的丝。
在食堂，杨小凤负责午餐和少部分员工的早晚餐。从食材挑选，到烧菜、刷锅，全要由她来完成。为了能及时开餐，杨小凤经常主动加班，平均每天要在厨房忙碌14小时，一个月下来能拿到2500元左右的工资。
尽管辛苦，可杨小凤仍然十分珍惜这份工作。2016年，是她在此工作的第八个年头，也是她在外打工的第十六年。
1999年，在村中帮人盖房挣钱的杨小凤的丈夫刘军，因为长时间作息不规律患上了胃病在家静养，眼见地里的粮食收入无法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开支，杨小凤留下丈夫和6岁的儿子，离开家庭所在的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外出打工。
十六年间，除了北上到河南郑州支过早点摊，南下到广东深圳的毛线厂、家具厂做过女工，杨小凤还有三进北京务工的经历：第一次因受“非典”影响，所在饭店关闭而回家；第二次因准备去深圳务工而回家；2008年，杨小凤第三次进京了。次年，她把整个家都搬了过来。
现在，杨小凤在食堂做饭，丈夫刘军在周边工厂做零工，小儿子川川在皮村唯一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念书。夫妻二人和小儿子住在离杨小凤上班地点不远的出租屋里，大儿子已娶妻生子，房子租在了杨小凤的同一个社区。想念孙子时，杨小凤一家随时都可以步行到大儿子的住处看望一下。
杨小凤家所在的皮村，位于北京市东北方向的五环与六环之间，离最近的地铁站有十公里远。因为生活成本较低，皮村聚集了大量像杨小凤一样的外地进京务工者，这些人大多在皮村内外大大小小的家具建材厂打工。白天，大人们去上班，孩子们则去专门为打工子弟开办的学校念书。一到傍晚，皮村的商业街便会热闹起来。
从行政区域上讲，这里是首都北京；从城市化特征上看，这里是北京的城乡接合部。作为城乡交错地带，皮村没有一线城市中心区的繁华，没有一线城市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和完善的卫生、医疗服务设施。
“在这不用种地，打工比种地挣得多。”但对杨小凤来讲，这里的生活质量已经比老家上了一个台阶。“在这儿，想吃点东西可以上超市买。在我们老家，孩子想吃零食哪有地方买？见都没见过！”
对更好生活的向往，让像杨小凤一样自力更生，渴望脱离贫困的农民走出农村；城市高速发展创造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像杨小凤一样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来到北京；长期城乡分治的“二元化”向“一体化”管理体制的过渡阶段，又恰好在北京为杨小凤和杨小凤的家庭留出了容身之处。
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数据，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比上年增长1.3%。其中，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增长0.4%；本地农民工10863万人，增长2.7%。
在外出农民工中，有近21.3%的人是举家外出，64.7%流入了地级以上的城市，其中，8.1%流入直辖市，22.4%流入省会城市，34.2%流入地级市。跨省流动农民工77%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省内流动农民工53.9%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
最新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农民工在第一产业从业的比重为0.5%，在第二产业中从业的比重为56.6%，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为42.9%。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4%；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5%；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0%。
中部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主要是从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占13.2%，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占6.5%。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主要是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占8.7%，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占8.3%。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数据来源：《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16年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7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1%
像杨小凤这样数以亿计的农村籍的进城务工人口，加速着中国的城镇化。
“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城镇化，大概有25%是由农民工做出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的城镇人口比重提高的过程中，里边有25%来自于农民工进城，这是我们目前的现状。”2015年10月，研究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的权威学者蔡昉在北京新兴市场论坛上表示。
尽管常住于城市，但由于户籍等原因，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常常无法享受到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同时，他们的离开，往往造成了家庭结构、输出地和流入地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就业结构等的多方面变化。
原本，杨小凤打算继续在北京打工挣钱。2014年，大环境突然的改变，让她不得不重新思考未来的规划。
2014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强调，“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常住人口有两千多万的北京市当属其中之一。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深入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是首要要求。同时，配合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落实“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出台《禁限目录》，关闭了城区中的一般制造业，拆并疏解了商品交易市场。这些被调整的行业大多为吸纳了较多外来人口的行业，也正是杨小凤们和她们的家庭、工友大多从事的行业。
就目前状况来看，若举家迁往别的城市，意味着一家人要重新开始；留在北京，孩子将因学籍问题无法享受义务教育；回到老家农村，种地是唯一的选择，一家人将重新面临贫穷的困境。
“挣不到钱，将来幺儿子怎么念书，盖房子，娶媳妇？”
此外，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面对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正逐步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常态。传统产业从业者若不提高自身技能，尤其是最早一批从农村走出的“杨小凤”们，将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不仅会导致他们被取代、被淘汰，还会错失新型城镇化中提升生活水平的机遇。而当他们被迫回到农村时，由于长期离开土地，也将面临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问题。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构筑现代基础设施网络等发展规划。这些规划的落地实施将创造多领域、多地区的就业机会，推动新型城镇化、全力实施脱贫攻坚、提升全民教育和健康水平、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等发展规划的提出，从顶层设计上为杨小凤们和她们的家庭、工友们努力确保均享基本公共服务、共享制度福祉的机会。
对“杨小凤”们而言，“十三五”时期是挑战更是机遇。能否切实享受到制度福祉，还需要看各项规划的落地。2016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共话各项发展规划的落地建议。
国家“十三五”纲要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优化住房供需结构，稳步提高居民的住房水平。全国人大代表易凤娇表示，外出打工居住条件差，成本高是最头疼的事。虽然说最低工资标准每年都在调，但是房租一样在涨，甚至涨得更多。易凤娇建议，将异地务工人员的居住问题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规划，加大住房保障投入异地，为异地务工人员提供更多的公租房和保障房，取消申请公租房的户籍限制条件。
国家“十三五”纲要提出，坚持全民覆盖、保障适度、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稳步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和水平，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全国人大代表陈雪萍表示，有些农民工不愿将户口迁到城镇，是因为他们的养老保险缴费记录无法随人转移，拿到城镇户口后，若未达到累计缴费年限，将无法领取养老金。陈雪萍建议，可建立个人养老保险账户累加、转移、补缴机制，使这部分农民工在拿到城镇户口后，通过累加、转移、补缴等方式，享受城镇养老保险待遇。
国家“十三五”纲要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完善现代化教育体系、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国人大代表潘永兴表示，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应坚持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在科学预测城镇化进程的基础上，合理编制城镇中小学布局规划，确有需要，应扩建或新建公办学校以满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需求。同时，应着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城区内校际间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差距。
国家“十三五”纲要提出，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融入发展各领域各环节，鼓励各类主体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发展新引擎。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表示，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占97%，80%的城镇就业岗位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而相对于欧美企业平均生存年限12.5年，日本企业平均寿命30年，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城市化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为此必须首先让农民完成就业转变，即从务农转变为非农就业。蔡继明建议，我国政府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同时，一方面要把支持和发展中小企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另一方面着眼于延长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诊治、救助，从而使数量众多生命周期较长的中小企业吸收更多的农民工就业。
国家“十三五”纲要提出，完善扶贫脱贫扶持政策，健全扶贫工作机制，创新各类扶贫模式及其考评体系，为脱贫攻坚提供强有力支撑。全国人大代表孙东林表示，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大多家庭较为贫困，也属于精准扶贫的主要群体和对象，通过培训、就业、创业可以成为帮助农民工群体脱贫的策略之一。孙东林建议，开办农民工专业技能培训园，以免费的职业化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综合技能。他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可分别开办市级和县（市、区）两种类型园区，由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规划、组织，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同时，可以与当地的职/技校合作，确保场地、师资和设备的力量，可根据企业的需求，实行定向、定单、定岗培训。
国家“十三五”纲要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人大代表朱正栩表示，目前的工伤认定以及相关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在制度设计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实践中间环节繁多、周期过长，非常不利于一些弱势劳动者依法维权。她建议，在立法中把工伤认定权赋予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和人民法院，在此基础上，简化工伤赔偿程序，充分发挥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职能作用，一次性调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否构成职业病或工伤、工伤赔偿数额，将劳动关系确认、工伤认定和工伤赔偿数额确定等多个程序合并，简化至一个仲裁程序中。
国家“十三五”纲要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着力解决结构性矛盾，鼓励以创业带就业，实现比较充分和高质量的就业。全国人大代表秦真岭介绍，他所在的胡寨镇草庙村曾是江苏省首批贫困村，以前外出打工人口五六百人，如今该村大力提倡“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创造了多层面的就业岗位，已经吸引了一半的外出务工者回到家乡工作。秦真岭建议，现在的农村发展不仅限于农业，要鼓励家乡的能人创企业，提供多元化的就业岗位，吸引外出的年轻人返乡，用武装后的头脑和积攒的社会资源建设家乡，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国家“十三五”纲要提出，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常住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全国人大代表曾香桂表示，实现家庭团圆是当代中国农民工最重大的诉求，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应帮助农民工打造一个完整的家庭，避免出现农村老人、妇女、儿童留守现象。对此，曾香桂建议，采取“先城市后社区，先小孩后全家”的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路线图，以渐进的方式实现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上级行政机构除了出台保障政策，还要将农民工享受均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资金资源落实到社区。同时，还应适当帮助随迁子女解决城市“入学难”问题。
1987年，巨晓林走出陕西农村，成为了中国中铁电气化局一公司的接触网工人。近三十年间，他先后被贴了很多标签：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国家级技能大师等。2016年初，他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巨晓林只有高中学历，今天取得的各种成绩，源于他认真钻研的态度：30年的工作中，他共写下了80多本、数十万字的工作笔记，设计研发和革新工艺工法98项，创造经济效益900多万元。有媒体评价到，“他从一名普通农民工成长为知识型新型工人、农民工楷模。”
2016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巨晓林提出了数个有关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建议。例如，他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为农民工制定个性化的国家政策解读方案，以加强国家政策、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教育，方便农民工有效维权；完善社保转接系统，方便农民工在更换工作城市时社保信息的及时转入。
在履行代表职责、给国家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同时，农民工出身的他，还给在外打工的工友们分享了走出农村融入城市的奋斗经验：
“找到一份和你技能相适应的工作。比如，你是瓦匠、油漆工或者是电力工，找到最能发挥你技能的工作，如果这份工作还能让你在技能上有所提高，当然是最好的。
找到一个和你技能相匹配的岗位。有一个能发挥你的特长的稳定的工作岗位，这非常关键。在这个岗位上，要抓住单位或者企业提供的一切机会提升自己。这样，即使这个企业不要你了，你到下一个企业还可以继续干。
另外，既然到了这个单位，也干了，你就要全面融入这个单位，包括管理上的融入。踏踏实实地，把自己的专业和技能全身心地发挥到岗位上来，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样，企业可以信任你，社会也能信任你，这也是企业可以把你长期留住的一个最关键的东西。
还有一个，要学好法律知识，掌握一些新政策，要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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