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蒋介石结束了与阎、冯、桂的中原大战后，调集重兵准备“围剿”各苏维埃区域。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9人为委员。周为书记，暂由项英代理。１９３１年3月5日，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4月17日即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
任弼时等为什么在中央局扩大会议后提出“以毛代项”呢?原因是：
第一，项英领导指挥战争能力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作出的《接受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的决议》指出，“中央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没有认识到击破反革命“围剿”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反而把“反军阀混战”作为主要口号，这就“有放松我们的主要任务——击破敌人进攻——的执行，产生等待军阀战争的情绪的可能，仅只因为过去总前委已经有了正确的估量，才没有发生这种不良结果”。4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时，代表团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会上，毛泽东、朱德等坚决反对转移和“分兵退敌”的主张。最终中央代表团赞同毛泽东、朱德的正确主张，作出坚决进攻，持久作战，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决定。通过这场争论和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任弼时评价：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对项英，“则觉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
第二，对平分土地动摇。项英不但“没有采用过去斗争的经验”，反而一般地批评“平均分配是幻想”；没有了解“中国土地革命是带了残酷的农民战争的形式，以人口平分才能迅速的争取群众”，“不审慎”地决定“以劳力为主以人口为辅的分配方法”。
第三，认为项英处理“富田事变”不当。因打“AB团”而引起的“富田事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AB团”是一个错案。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人到在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及第二十军捉拿被误认为是AB团的分子，二十军少数领导人对此严重不满，提出分裂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酿成事变。而项英“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
总之，任弼时等提出“以毛代项”是多种因素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