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因为顾顺章在被捕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情报保卫机关即特科的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所以他的叛变对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当时形势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事变的重担。他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袭击党中央机关之前，采取了一系列妥善有效的措施，经过几个日夜不眠的紧张战斗，就迅速地把局面稳定下来。敌人妄图破坏中共中央机关、逮捕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计划遭到破产。
事情过后，敌人因为阴谋的破产而十分恼火，将搜捕的最主要目标集中到周恩来身上。1931年9月，国民党作出悬赏通缉周恩来的决定。同年11月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各报连日登出悬赏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但敌人却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他们的反革命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敌人便又施出惯用的造谣诬陷伎俩，用“伍豪”（伍豪是周恩来曾用过的笔名）的名义在1932年2月中旬至下旬的上海各报登出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的假启事。敌人在这个伪造的启事中，所以用“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的名义，不单单是由于搜捕中共地下党遭到失败，更重要的是因为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内、国内享有崇高威信。敌人妄图利用这种伎俩，造成中共党内的混乱，瓦解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伪造的启事登出以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立即予以揭穿，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在敌人抛出伪造启事的第二天，就用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所可能做到的公开否认的巧妙办法，写了一个实际上是辟谣的启事。这个启事登在2月22日的《申报》上，全文如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显然是一条很特别的启事。从内容上看，这样的广告处启事，极少先例。照一般情况，报刊不同意刊登某一启事，直接答复本人就可以了，绝不会在广告栏内再这样刊登出来。再从时间上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启事是2月18日送给申报馆的，当时从2月16日起，《时报》、《新闻报》等先后登出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也在2月20日、21日连续登载了同一个伪造的启事。22日申报馆广告处又发表了拒绝刊登另一个“伍豪启事”的上述声明。这样一种安排，使人一看就会联想到，这另一个“伍豪启事”，是为否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而写的，只是慑于国民党的威胁，《申报》不敢刊登罢了。
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报刊以曲折的笔法登出辟谣启事的同时，中共中央又在1932年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上，以伍豪的名义，登出了《伍豪启事》，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造谣诽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