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早晨八点，北京市西南约15公里处，丰台区永定河上，来参观卢沟桥的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
天气闷热，一丝风也没有，空气有点稠乎乎的。家住卢沟桥西头的郑福来老人头顶遮阳帽，缓缓从家里走出来。作为卢沟桥抗战史的义务讲解员，到现在郑福来已经坚持了66年。
“我七岁那年想上私塾，家里给我买了一个书包，黄色的，上面绣俩黑字就是‘书包’。那时候非常高兴。”郑福来讲述起80年前的过往，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卢沟桥售票员、景区里的小贩、附近的摄影爱好者都知道他，“我们都很支持他的工作，有人义务讲解这段历史。让天南海北的游客，新一代的年轻人回顾历史、缅怀历史，很难得！”附近的邻居对记者说。
一生未离卢沟桥
1931年生于卢沟桥畔，1937年亲历“七七事变”，1950年土改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支部书记，1952年当选为卢沟桥镇第一任镇长……郑福来从出生开始，就没离开这个地区，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工作。
“7月7日那天天还没亮，枪炮声就响了，过后才知道，第一炮就把县政府大厅打塌了，炸死两三个人。”郑福来对中国网记者说。
原本准备去上学的郑福来，生活节奏被炮弹打乱，几天后，他带着妹妹随着母亲，逃难去了保定。
保定很快被日本人占领，人生地不熟的一家人最终决定回家，“逃难的时候我母亲说你攥住了，如果你要撒了手，丢了就再也找不着我了，”郑福来回忆说，他牢牢抓着母亲的后衣襟，手指头把衣布都抓透了。
“逃难归来的途中，铁路两旁堆满了尸体，横躺竖卧着，有被捅死的，有被抢打死的。”据郑福来回忆，他的姨家挨着铁路边上，上她们家得爬坡，这一趟将近走了90多里地。
到达目的地时，郑福来两腿痛得已经不听使唤，脚后跟被磨破，血沾到袜子上，袜子上的血又沾到鞋帮上，根本脱不下来。
再回故里，郑福来发现早已物是人非，到亲戚家逃难的父亲和奶奶没见着，岱王庙旁飘扬的红绸子没见着，取而代之的是站岗的日本人。
“亡国奴没尊严，受尽敌人的摆布，”郑福来说，“我是卢沟桥人，不忘过去咱们中国受欺辱的历史，中国人应该要有根，要做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曾经的文艺青年到义务讲解员
从1951年郑福来接待美国友好人士、著名记者作爱泼斯坦开始，郑福来就与义务讲解卢沟桥事变的历史，结下不解之缘。
“我从来没有阻止过他，夏天天热，会让他傍晚再去卢沟桥。”郑福来的老伴李春生和中国网记者说。
李春生是河北保定人，1939年出生，比郑福来小了八岁。“我们认识两周就结婚了，按现在时髦的说法，算是闪婚吧，”李春生对记者说。
家里的电视机装了两个音响，这是郑福来强烈坚持买的。“他喜欢唱歌，爱唱邓丽君的歌，他还老说自己是当歌手的料，”李春生说。
“大桥七七遭劫难，亡国之苦倍凄惨……”平日里，郑福来会自己做两首打油诗，或者抄一些诗集。
“他的诗集我全看过，”郑福来的妹妹郑淑兰说，“我56年才出生，比大哥小了整整25岁，过往的历史都是他告诉我的。”
在郑福来的家中，保存着一位中国台湾中学教师的手写来信。这位老师将对郑福来的拜访写成了书，书名叫《老人与桥》，记录郑福来老人与卢沟桥的故事。
郑福来退休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做卢沟桥历史的义务讲解工作。至今，郑福来已经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宾和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去军营、学校、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做过讲解，但从不收钱。
曾经有一名游客，在郑福来讲解完后塞给他100元钱，郑福来当场退回给了这名游客，“我是义务讲解员，我从精神上认为这是一种责任，要自觉。”
中日青年都应正视历史
日本文部科学省2017年3月24日发表教科书检定结果，2018年开始使用的教科书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载没有明确死难人数。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日本政府本着对本国人民、对历史、对邻国负责任的态度，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国民，不要以错误的历史观误导下一代。
中日友好人士山口直彦曾在2000年随中日青年交流项目访问中国的时候，去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后他还去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以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看到纪念馆里的陈列，我的心感到疼痛，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必须不能再发生，”山口直彦告诉中国网记者说，“我自己是学生时代参加了中日青年交流项目，从中学习到了很多，那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
“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我跟日本来的朋友一直讲这个，日本的侵略罪行必须讲，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必须说，我们是近邻，中国有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互通有无，”郑福来说。
“历史教育应该从年轻人开始，铭记先烈们的牺牲与奉献，深化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热爱，将来才能成为祖国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赵淑梅对中国网记者说。
“感觉来到卢沟桥，听到郑福来老人讲解这段的历史，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来自河北的张源今年15岁，和父母一起到卢沟桥旅游。
“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告诉晚辈。”郑福来说。
（文字/王梦泽 赵晓雯 策划/陈维松 黄富友 摄像/王梦泽 黄富友 赵超 吴疆 剪辑/黄富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