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百姓高度关注“反腐”问题，我国现阶段反腐也进入了空前高潮期并实行进一步的推行和探索，中国网“两会”特别节目《中国正在说》邀请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现阶段的反腐问题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
汪玉凯认为十八大以后的这场反腐，已经超过了经济领域腐败本身了。要研究中国腐败的特征，汪玉凯分析道：
中国的腐败是从“贪腐”开始，从官员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开始。是从权力腐败扩散到社会腐败和政治腐败，一些官员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输送利益，已经超出了经济层面。腐败的根是从经济上开始的，从经济腐败上升到权力腐败，以权谋私特别是为家族、亲属谋利，通过这种途径谋取私利已经发展成为腐败的主力。贪腐变成了整体之间的相互输送利益，所以这种权力腐败发展到政治腐败和社会腐败以后，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冲击非常大。让百姓也感到没有公平感，没有正义感了。
其次，目前中国腐败的特点都是塌方式的腐败。老百姓对腐败，一方面是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提升，容忍度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公平公正，权力公开透明这种诉求在不断上升，如果不进行这场反腐败的话，公众和政府的冲突也会不断升级。所以这场斗争已经上升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亡党亡国的问题了，因此反腐败斗争也必须上升到这种高度来看待。
去年一年一共打掉62个省部以上的高官，其中包括4个国家级领导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我国反腐败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我国的反腐败还处在关键的坎上；第二，我国的腐败还是塌方式的、系统性的腐败。像山西，像石油系统的腐败这是触目惊心的，所以这场反腐败要在更大的，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政治格局中来观察。
汪玉凯从中国现象出发，谈到贫富差距，制度分配，公权力来分析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进反腐败工作的原因。
首先，整个中国的社会贫富差距比较大，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造成很多人心理上的落差，这是社会不能安定的根源。社会能够平稳安定，首先利益格局要能大体平衡。不同的人群在社会中作出的贡献不同，但应该有公平的一杆秤，国家从制度上就要做这样的安排。过去我们可能过多强调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富，这在某些方面是有失误的。因为政府掌管社会利益分配杠杆，通过税收、利率等众多方式可以调剂，如果社会出现很严重的贫富差距、两级分化，这是政府失政的表现。
其次，正因为利益分配不公平不公正，导致利益更多地向三个方面集中：从政府和社会来看，财富更多向政府手中集中，宏观税负到35%；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来看，财富更多向垄断行业手中集中；从劳和资来看，财富更多向资方手中集中。如此一来，社会整体利益格局可能被扭曲，所以我们35年改革下来以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四差距没有一个被缩小，都被放大了。而且社会成员有一种很大的情绪在里面，这个情绪就是针对公权力受不到有效约束。
第三，司法腐败和“三灰”（“灰色权利”、“灰色资本”、“灰色暴利”）比较普遍。灰色权利是指根本不需要领导人直接出面，他的地位越高，权力影响力就越大。灰色资本是指灰色资本运作，企业上市、股票、资本并购，一夜之间就有数亿计的灰色暴利，这是权力的影响力。更严重的腐败叫买官卖官，就是司法腐败，司法不能公正司法，一个社会如果吏治出现严重腐败，那么根就烂了。
一个社会利益格局能够分配的比较合理，包括公务员在内应该有个体面待遇，如果待遇太低确实不利于廉洁。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国现象看到另外一种现象，不是大多数普通公务员都有能力腐败，基层公务员根本不能占那么多资源做大腐败，我们看到大腐败都是一把手，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市长、部门的局长、厅长、省委书记等大官，权力越重的人腐败的越惊天动地。
所以恰恰在这点上，我们的公权力确实没有得到很好的制度安排。我们有合理优势，调动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能力很强，但是在一党制的环境下，我们构建什么样的制度笼子，管人管钱管事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运动式的反腐只能解决“不敢腐”的问题，现在发展基本达到了，但是“不能腐”还是很大的考验。
汪玉凯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透明公开，并对根本上遏制腐败——制度反腐提出思考。
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治标式反腐，运动式反腐，给我们治本的反腐——制度反腐争取时间。从今年开始在继续反腐的同时，我们也思考如何制度反腐，包括构建制度笼子。比如现在很多地方构建三个清单，即“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这就把政府权力清晰化了。
把边界都搞清了，权力在阳光下透明公开，光是纪委检察司法监督不够，关键让老百姓来监督，媒体来监督，这样监督的数量就大了。任何腐败都害怕阳光，只要曝光在阳光下，很多腐败就没有市场了。在这个阶段就是要更加注重制度性反腐，通过制度性反腐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笼子，才会使人“不能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