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评论员 华章
近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乌克兰境内发现30多座美国资助的生物实验室，美国在境外秘密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猜测再次甚嚣尘上。针对外界的质疑，美方先是矢口否认，并反诬俄罗斯借机打舆论战，几番扭捏作态后，美副国务卿纽兰终于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但仍不承认这些设施在进行生物武器研究。在参议员卢比奥的刻意诱导下，纽兰还演了一出拙劣的“金蝉脱壳”，将“乌克兰面临生物武器威胁”的黑锅甩到了俄罗斯头上。
美国有着秘密研究生物武器的黑历史
无论美方如何否认，其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不光彩历史都是无法抹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一众战犯接受审判，很多人还被处以极刑，然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人却在美国的包庇下脱罪。一向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自然不会平白放过这些拿活人做实验、泯灭人性的恶魔。原来，美国务院向当时美驻日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作出指示，为了获取石井等人掌握的细菌实验资料，可以“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在此后的几年间，美陆续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细菌战专家赴日，向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731部队主要成员了解日本细菌战情况，还为此支付了25万日元的报酬，甚至最后干脆让石井四郎成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这些数据和资料包括大量731部队的实验报告书，以及8000多张用细菌武器做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和幻灯片等。档案显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鼻疽菌、炭疽菌和鼠疫菌实验报告的封面，都有“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化学部队研究与开发部”的字样。
全盘接收了这些杀人武器资料的德特里克堡，在此基础上从事什么研究？这一“科研机构”设立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恐怕已经不言自明。
美国遍布全球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研究什么？
3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首次披露，美国国防部以“合作减少生物安全风险”“加强全球公共卫生”等名义，在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美国这一节点众多、遍布全球的“生物实验室网络”，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有报道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缺乏足够财力负担核武器、生化武器的退役费用。当时，在美国国会参议员萨姆·纳恩和盖里·罗海德的推动下，美国与俄罗斯签订“生物协同计划”，旨在帮助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减少核武器与生化武器数量。然而，这一自1991年开始执行并两次延期的计划，后来慢慢走了样。并非所有存放危险病原体的设施都被淘汰，其中许多前苏联时期设立的设施转而从事研究、诊断测试等领域的工作。而这些未被拆除的生物实验设施大多靠近俄罗斯边境，日后就成了俄方的心腹大患。此后，美国同样以开展“生物协同计划”、合作解决生化方面威胁为由，与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建立生物实验设施。
尽管美方一再声称，“生物协同计划”旨在从事科学研究，消除现有隐患，但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打消外界疑虑。2018年10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农业研究还是新生物武器系统？》的文章，德法两国微生物学家在文中对美国在俄罗斯周边建设实验室的动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美国正在为细菌战作准备。2019年6月，独立新闻调查机构Armswatch揭露，“美国军方在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生物实验室，秘密研制生物武器，而这些实验室均属于‘生物协同计划’”，将外界对其质疑推向新高潮。2021年5月，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方组织决定建立一套新的核查机制，确保缔约国不打折扣地落实不研究生物武器承诺。183个国家参与了对这一提案的投票，结果唯独美国反对新核查机制。近日，乌克兰安全局前官员瓦西里·普罗佐罗夫更曝出猛料，美国利用乌“广场革命”建立亲美政权后，将拥有美国国籍的乌利亚娜·苏普伦安插进了乌政府担任卫生部长，为与美国人开展军事生物合作大开绿灯。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实验室中秘密开发生物武器，包括遗传选择型生物武器，这也解释了此前纽兰称要防止乌克兰实验室研究资料落入俄罗斯手中的原因。
原来，这些研究工作才是真正违反国际法的恶行，美国害怕其行径大白于天下被万夫所指。若美国在乌克兰建立的这些实验室不清白，那其在他国的生物实验室里是不是也藏着类似勾当？
美国运营的生物实验室安全记录糟糕
运营着如此众多且研究目的不明的生物实验室，犹如在悬崖边进行危险游戏，随时都可能玩脱线闯下大祸。
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曾多次发生病毒泄漏事故。1989年，由于“疏忽大意”，一种新型的埃博拉病毒从该实验室泄漏，并在美多地扩散。20世纪90年代初，该实验室又接连发生数起炭疽等致命菌株、毒株丢失事件。近年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安全问题依然备受关注。2011年，两家美国民间组织经过为期一年的调查发现，在1992-2011年的20年间，实验室所在的弗雷德里克地区共出现2247例癌症病例，比例畸高。2019年7月，弗吉尼亚州一个社区突然出现大量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紧邻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随后关闭。美国公众怀疑，这些神秘疫情与实验室病毒泄漏事故有关。
美国在他国运行的实验室同样事故不断。2009年，乌克兰的捷尔诺波尔暴发肺炎疫情，造成450人死亡。联合国生化武器委员会前成员、微生物学家伊戈尔·尼库林表示，在乌克兰政府对疫情起源进行调查期间，美国人关闭了自己的实验室，间接证明了其与那次疫情有关。2018年9月，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吉奥尔加泽表示，美可能在该国的卢加尔生物实验室进行致命的人体实验。他披露的文件显示，2015至2016年间，卢加尔研究中心曾“把志愿者当作实验室豚鼠”，用来测试一种新的致命毒素，致73名参加受试的志愿者死亡。2020年7月，哈萨克斯坦境内出现“不明肺炎”，其致死率或比新冠肺炎还要高，引发了哈民众对位于该国境内美国生物实验室的关注。2021年5月，韩国釜山市民团体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美军关闭位于釜山港的生化实验室，将生化武器撤出韩国。
事实证明，美国以“减少生物安全风险”为名建立和资助的大量实验室，反倒成了全球生物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作为最大的责任者，有义务回应国际社会的合理关切，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化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并接受多边核查。（责任编辑：唐小山 乐水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