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评论员 乐水
近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纸判决将捍卫女性堕胎权利的话题推上风口浪尖。6月24日，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推翻了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Roe vs. Wade），取消了此前长达半个世纪对于堕胎权利的宪法保护。一夜之间，堕胎禁令在路易斯安那州、南达科他州、肯塔基州等13个州立即生效。
在美国这个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国家，堕胎在大部分州都曾由于宗教原因被视为非法。但“罗诉韦德案”之所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因为它首次确认了堕胎权属于公民隐私权，从而保护了女性的生殖权利。在“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书中，支持堕胎权的布莱克门大法官写道，“关于堕胎权的问题，不应采取宗教的立场，而应放在宪法的尺度下来衡量”。但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最高法院不仅全盘推翻了“罗诉韦德案”，而且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判词。反对堕胎权的阿托立大法官在判决书中宣称，“宪法没有提到堕胎，任何宪法条款都没有隐含地保护这种权利”。最高法院以解释宪法为天职，然而为何却在堕胎权问题上忽左忽右，前后矛盾？通过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最高法院早已成为美国政坛党派恶斗的角力场，堕胎权之争正是美国政治极化的缩影。
上世纪60年代，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民权运动席卷了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也极大鼓舞了美国政界的自由派。在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中，最高法院以7:2的结果裁决堕胎权利受到宪法保护，这无疑意味着当时自由派对保守派的重大胜利。然而，近年来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社会卷土重来，让美国的政治天平急剧向右倾斜，同时也激化了两党之间的政治缠斗。2017年，高举保守主义大旗的特朗普上台执政后，陆续任命了三名持保守主义立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使得目前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大法官人数比例变为6:3，也让保守势力占据了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除推翻“罗诉韦德案”之外，近期最高法院还出现一系列“向右转”的动作和迹象。6月23日，最高法院裁决推翻纽约州的一项已经实行了109年的限制民众在外隐蔽携枪的法律；近来又有媒体报道，托马斯大法官有意推翻1964年奠定新闻自由原则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美国一向自诩为宪政国家，宣称宪法为国家的根本。然而，作为解释宪法最高权威的联邦最高法院，却不断随政治的天平左右摇摆，置最基本的司法中立原则于不顾，以宪法解释之名谋党派私利。如果连最高法院都视宪法为儿戏，将宪法文本当作可以因党派利益而随便打扮的“小姑娘”，那么美国所津津乐道的宪政原则也不过就是摆设而已。
在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中，司法权被认为位于党派政治之上，以追求公正无私为己任。最高法院更是常被称为社会的良心、“世俗中的圣地”。但实际上，最高法院远非华盛顿的一片净土，大法官们也并非单纯凭借个人法律良知作出判断。在1867年的“斯科特诉桑弗特案”中，最高法院不顾当时南北矛盾日益激化的政治现实，执意裁决黑人奴隶不属于美国公民，借宪法之名维护奴隶制，堵死了和平解决南方奴隶制的政治道路。因而“斯科特诉桑福特案”也成了最高法院历史上最丑陋的一页。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最高法院一度裁决政府加强经济干预的新政违宪。但时任总统罗斯福通过威胁大幅增加自由派大法官数量的方式，最终逼迫最高法院为新政开了绿灯。但此举也导致联邦政府权力的急遽扩张，使得“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面临失衡的危险。正是因为自由派与保守派大法官的数量对比，直接影响对重要案件的裁决结果甚至国家的未来走向，所以每当大法官的职位出现空缺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要就新任大法官的人选问题展开一场恶斗。1796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讲中曾警告说，党争是“共和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可如今，当党争已经深度渗透进最高法院时，人们还如何能够相信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最高法院在堕胎权问题上的这一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操作，其实是其早已背弃宪法、沦为党争工具的一次集中体现。它戳穿了美国宪政的虚伪外衣，同时也将美国政客把政党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的丑陋面目再一次暴露在世人面前。（责任编辑：华章 宇馨 原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