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彦：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基督教的教义中的确有这样的说教，要爱你的女人，爱你的妻子，不能离弃她等等。如果你感觉西方男性更尊重自己的妻子，大概也是几千年来受到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熏陶所致。另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在西方将近100年的妇女运动过程中，女性很努力地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在各方面达到的程度不亚于中国妇女。在我观察到的很多场所对女性的地位都有保障和照顾，尤其是大学或者是纳税人供养的政府机构，一定要有女性的比例。招聘时，同等条件下，男的跟女的两个人条件相同，那就必须优先招聘女性，照顾弱势群体，这些都有明文规定。当然都是经过女性长期自强不息的奋斗努力所得来的。
王红旗：可以说是女性以自己的独立、担当、能力、智慧，改变了男性陈旧落后的男权中心意识和男女不平等的思维模式。
李 彦：女性自强自立，也更容易受到西方男性的尊敬和青睐。我周围的同事中，有不少例子。相反，一个女人只会穿戴打扮，撒娇卖乖，利用和依赖他人，那种关系基本都长久不了。当然，任何社会都有不同品质的男女。有糟朽老男人搞钱权交易，就有不自重的女性出卖肉体换取名利。中国社会如此，北美社会也同样。但总的来说，有水准的西方男性，例如知识阶层，似乎更尊重有思想、有个性、襟怀坦白、自强不息的女性。
王红旗：前面我们讲到白求恩“人类博爱”的伟大人格，是“从个人之爱到人类之爱的升华”。也就是说，残酷的战争让一颗爱的灵魂达到了“爱吾爱以及人之爱”的崇高精神境界，个体才能获得内在的强大力量。罗格•梅认为，“爱是一种独特的原始生命力，它推动人与所爱的人或物相联系，结为一体。爱具有善和恶的两面，它既能创造和谐的关系，也能造成人际间的仇恨与冲突。”我的理解是，个体的人以善心敞开的纯洁无私的爱，是人类一种健康的心智。这种心智是白求恩主动挑战与超越困境的生命原动力。白求恩的人格形成，还有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你在作品中借熊蕾师姐的话，表现得很巧妙，也很到位，“白求恩并非完美无瑕”。“恰恰是中国革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还有中国的老百姓教育与影响了他，最终成就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更独特地提出了一个人类文化融合问题，“人类的完整的人性”在东西方文化互识、互补地建构过程中，才会更完美。从超越国家民族的层面，揭示白求恩在战场上艰苦卓绝的意志力，不仅来自内心强大的爱，也来自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影响，从而深刻形象地阐释了人类心灵的“同构性”。并且，蕴含着一种呼唤人类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这也正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你以新历史主义的“非虚构”方式，还原了一个被历史的宏大叙事遮蔽了的，真实的白求恩形象，实践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其实，我也是通过你常用的“内倾式”来分析白求恩人格魅力的内在本心，一开始并不是像历史描述的那样。
李 彦：实际上，围绕我这个作品的，还有很多内容。本来我了解到和搜集到的不少资料，可以更好地展现白求恩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性。在他的生活中，除了莉连，还出现过好几段恋情。比如，他在太行山区遇到的那个女传教士凯瑟琳，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何明清，是一个新西兰人，也是一个十分可爱、令人敬佩的女性。我在书中描写到，在白求恩的感召和动员下，她可以放弃她原来的信念，冒险去北平为八路军买药，帮助白求恩做事。为什么？当然，除了爱情，也有他们共同的信仰——源自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我在加拿大的一个同事是英文系的教授，她给我讲过她姑妈关于白求恩的故事，后来被我写进纪实文学《罗莎琳的中国》里面了。她姑妈三十年代跟白求恩在同一所医院工作，那些女同事都很喜爱他，这种爱不是浅薄地围绕着谁有钱有势，而是一种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来自无私的奉献和关心底层、同情弱者，平等意识，人文关怀，简单说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大爱。这种大爱跟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他父亲是一个小镇教堂的牧师，他母亲曾经是传教士。所以白求恩从小受到的是严格的基督教信仰的熏陶。我在小说《羊群》里，通过女主人公对一群教徒在教会里面争斗的观察，得出了一个感悟：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其实都同出于一个源头，大同小异。
王红旗：在你的中篇小说《羊群》里，就是集中写了一批从中国大陆移居到加拿大的新移民，如何经历意识的蜕变而深信基督教的心路，给我影响最深的。他们通读圣经就像当年熟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尤其是杨宇清最终发现：共产主义与基督教在理论上、形式上，以及组织结构上是何其相似，马立新也从不信基督教而转为忠实的布道者。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信徒，虔诚的、功利的、排遣寂寞的等等，五花八门的心态，你通过几次捐献的细节，描述得逼真形象。其实，人类文明发展史已经证明，尽管基督教是西方人信仰的主体宗教，然而，其与东方的儒教、道教、佛教相比都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在不同宗教最高境界的慈悲、博爱与和平等教义宗旨上，又是有“同构性”的，是可以相互交流互补的。因此，仅仅基督教是救不了现代人类的。人类的真正信仰是对个人内在灵魂里善与爱的坚守。你当时为何想到把“共产主义信仰”与“基督教信仰”来做比较？
李 彦：在爱与平等意识上，基督教和共产主义是一样的。白求恩为什么那么容易转变成共产党员？因为他从青年时代、儿童时代已经奠定了这种平等意识。关怀底层社会、关怀劳苦大众的意识，已经注入在血液中、灵魂里了。因为有这些人格魅力，很多女性都被他所吸引。我写的那个女传教士凯瑟琳（何明清），她那封信里没出现一个爱字，但我从英文原著中的那些字眼儿里，更能感受到凯瑟琳那种抑制不住的、对白求恩倾心的敬爱。她为他放弃了英国教会的原则，多次冒险下山，去北京给八路军买药，最后，因为她帮助了八路军，她的那个教堂也被日本军队的炮火轰平了。了解到这些，也就理解了为什么白求恩会在他的日记中把凯瑟琳称为“我的天使”了。在白求恩的遗嘱中，最后一句话，也是写给凯瑟琳的。“请向凯瑟琳小姐转达我最热忱的谢意，感谢她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王红旗：是的，她对白求恩的爱是真诚的，强烈的爱驱使她愿意为他的事业去冒险、去奋斗。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认为白求恩是西方理想的男性形象？李 彦：应当说，除了女性，他在很多正直的西方男性心目中，也是理想的楷模和偶像。具体到女性来说，除了凯瑟琳，还有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叫简•尤恩的加拿大女护士。白求恩比她大20多岁，当时那个女护士应该二十七八岁，白求恩四十七八岁，来中国的时候，一路上同船，有不少故事，就不提了。他那种人格魅力，吸引了很多女性爱他。因为这些女性都属于品性高尚的那类，她们本身忠实于信仰，有博爱与宽容的精神，因此，也欣赏这种为人类献身和为理想、事业奋斗的男性。那些追求虚荣和金钱享受的女人，是不会爱白求恩的。当我看到简•尤恩的墓碑时，我非常感动，同时也回想起她与白求恩同船赴华时的那一幕幕景象。哪些是今天的我们知晓的？哪些将成为谜，永远埋藏在历史的波涛之中？
王红旗：揭开了一个更深层的谜。你的作品里白求恩形象是有血有肉的，有七情六欲的，也有缺点，但是绝对不失为一个伟大的英雄。这里面包含着你在检视真实历史材料方面的精心与智慧。
李 彦：我感到，白求恩心里真正最爱的人当时是莉莲，所以他在中国两年，没有和任何一个中国女性传出绯闻。他写了无数封信，邀约莉莲前来太行山一起为中国革命工作，他也婉拒了“天使”般的女性凯瑟琳的爱。他们俩接触频繁，八路军的战友们都怀疑他们是在谈恋爱，他却哈哈一笑搪塞过去了。而且，我觉得他令人敬佩之处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莉莲曾经是他的病人，她患肺结核之后，白求恩把莉莲的一叶肺摘除了，按说病人已经不完美了，但是白求恩后来却与她发展出来恋情，这证明他所爱的不是肉体，而是心灵。两个美丽的灵魂，能够惺惺相惜、互相吸引。因为是莉莲指引和鼓励他来中国投入抗战的，所以，他在遗嘱里写下了那句话“那面缴获的日军大旗留给莉莲”。我们去晋察冀石家庄白求恩医院，几百个官兵听我们发言，我讲了什么叫白求恩精神，其实就是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些在全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中都能找到共同点，而我们需要做的，正是要发现人类的共同点，消除误解、消除仇恨，走向世界大同。
王红旗：白求恩的英雄形象与伟大人格的构成，从更深远的层面阐释了人类心灵的“同构性”，人类渴望平等、和谐与和平的心声。如果说，20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开始于男人的头脑的话，1986年在联合国“国际和平年”日，20位世界顶尖的自然与社会学家发表了《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21世纪的人类和平也开始于我们，包括男人女人的头脑。其实和平理想的责任，在于我们每一个人。你的作品中还谈到了白求恩曾经创作过短篇小说《中国肥田里的秽草》，如果不是战争夺去了白求恩的生命，根据你对他的了解，他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诗人和作家？挺有意思的。
李 彦：中国人大概只知道白求恩是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但我所了解到的他绝对不止是一个医生，他是个艺术家，他的油画画得非常好，他写小说、写诗歌，很多事情都能做，他属于那种要干什么就全心全意地干好，而且很有天赋。他在蒙特利尔当外科医生的时候，专门开设了一家画坊，义务教穷孩子们绘画。在加拿大人们都说，如果他当年没成为一个医生，专门去画画，他可以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家，如果他专门写作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甚至一个好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