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香港和台湾的政治出现了同频共振的现象,先是以台湾大学生为主体的“太阳花学运”,接着是香港大学生的非法“占中”,再接着便是台湾新选民在此次地方选举中抛弃政绩不错的国民党。两地政治给人云里雾里的感觉,两地到底怎么了?
曾几何时,大陆在经济上给予香港最密切关系待遇,并开放自由行,香港经济由此渡过难关。同样,为了台南地区农民,大陆也给予了农产品减免税之类的优惠待遇。然而,多年经济上的努力似乎没有政治上的回报。两岸三地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微妙和复杂。香港的年轻人变得更加排外,两地之间发生数次网络对骂;而明明是给台湾好处的服贸协议,台湾大学生就是不领情。
其中的缘由让人一头雾水。台中市的治理绩效是明摆着的,结果国民党争取连任的胡志强却大输对手20万票,治理得很好的新竹市、桃园市也统统输给对手。不但这些台湾地方的执政者难以理解,台湾首富郭台铭更为懊恼,选民难道不想吃“牛肉”了吗?
“郭台铭们”不理解,包括香港在内,政治文化已从物质主义时代演变为后物质主义时代。成长于经济困难时期的人们最大追求就是政治稳定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增长,因此其文化和心理上的诉求就是物质主义的,追求的是好工作、豪车和大房子。
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后,成长于富裕环境中的人的价值观会发生重大转型,其诉求是更多的个人自由、更好的空气、不被打扰的生活方式。台湾年轻人自称“小确幸”,即追求微小而确实的幸福。这种追求被称为后物质主义文化。新一代年轻人善于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平台。美国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观”项目长达30年对80多个国家的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其传统文化如何,都有一个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的挑战。
“太阳花学运”和“占中”主体大多属于90后,他们生活于物质丰腴之中,但不满又时时伴随着他们,他们更容易以非法的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这是和传统的社会运动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工人运动,利益诉求很明确如涨工资,方式也是法律范围之内的如申请罢工。但后物质主义时代的人们更具有民粹主义的特征,将所有的非法活动视为合理。在后物质主义时代的“小确幸们”看来,权贵们所拥护的就是他们要反对的。此次的港台事件是这样,“阿拉伯之春”时的广场运动也是这样。
从港台政治生态引发的思考,还应包括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们习惯于以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来衡量政治,当出现政治事件时第一反应是从经济上找答案。我们认为只要把台湾经济绑定在大陆经济的战车上,台湾就跑不了。政治固然离不开经济,经济在很多时候也决定着政治。但政治并不仅是被作用的,政治有反作用,有时还有着决定性作用。政治有其自主性,政治中的情感因素很多时候不是经济因素所能比拟的。否则苏格兰也不会闹独立公投,执政业绩不佳的陈菊也不可能以绝对优势当选高雄市长。一句话,时代变了,章法也应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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