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敏：中国外交创新并非外交革命

在新一届政府上任后不到两年时间里，中国外交新政迭出，新理念和新举措接二连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最具创新活力的时期。那么，这些外交创新是否已经导向了一场外交革命？

在新中国历史上，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次外交革命。第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采取“一边倒”政策为标志，中国选择加入东方阵营，与西方进行抗衡。第二次革命成形于1972年，中美两个对手实现和解，形成抗苏统一战线。第三次外交革命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现了外交目标的革命性改变，将重心从反帝反霸和准备战争转向为经济建设营造和平外部环境，并宣布实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

笔者认为，看待一国外交是否出现外交革命，可从四个方面加以审视：一国对于外交核心目标的基本界定、一国的联盟政策、一国对主权原则的立场以及一国使用力量的方式。而在这些方面，新一届政府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创新尚不构成根本改变。

第一，新一届政府提出的大国外交是助力发展的大国外交，不是要以经营海外取代经营国内。在进取外交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强化主场外交，确立周边外交重中之重的地位，启动“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推动国际制度改革，中国外交的大国色彩更加浓重。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没有根本改变。就像王毅外长最近强调的，中国的大国外交仍然要“坚持为国内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的第一要务”。因此，中国外交的核心目标没有根本改变，而是要在新的形势下进行拓展。

第二，新一届政府仍然坚持中国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方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确立了不结盟的外交原则，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启了伙伴外交的新纪元。如今，在过去20年来已建立起的伙伴关系网络基础上，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战略，中国正在强化与大周边国家的陆海伙伴网络，以及与新兴大国在内的大国伙伴网络。这些伙伴关系当中，就其合作程度而言，有高有低，有亲有疏。在新形势下，中国在伙伴外交中，可有意识地发展亲疏外交，对乐意与我国发展密切关系的国家大力合作，对有意制造摩擦的国家保持一定的疏远。但中国无需发展敌友外交，刻意在国外结盟或树敌。

第三，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综合国力在亚洲重返第一大国的地位，中国仍然坚持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在新的大国外交下，中国要更加切实地维护在海外不断累积的巨大利益，也要承担起更大的国际责任，在解决国际和国内冲突中发挥更大作用。这要求中国创新思路和方法，在尊重他国主权的前提下开展建设性介入外交。

第四，在力量运用方面，中国新外交更加注重刚柔并济，但仍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方式。依托大为增强的综合国力，中国外交更加注重软硬力量的结合使用，而不是向以往那样过于依靠让利外交。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外交也不是要用强制外交取代吸引外交，严格限制制裁和武力在对外关系中的运用，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总之，中国的新外交还没有对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四方面的外交基本原则和方法做出根本改变。在笔者看来，中国也不需要对这些方面进行革命性改变。中国需要外交创新，而不是新的外交革命。